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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年之雨

论文查重   作者:张子影   时间:2016-06-21    阅读:


引  子
    
    啪——
  我听见了第一滴雨从黑暗邈远的天空落下的声音。
    一秒钟之后,我醒了。我听到了无数雨滴落下的声音。雨滴成群结队,前赴后继,他们整齐地排列成发亮的雨线,成百上千,成千上万,从天际间走来、走过,清晰得触手可及,却又无法捕捉。我伸出的十指接触到潮湿的空气,可他们像青春一般转眼就又从我的指间游走。只有雨,只是雨。雨下着,在记忆里,在远方草木摇曳的小小坟头上下着,一生的境遇由此开始。雨在二十五年前下着二十五年后也一样下着下着,无数雨点彼此呼应绵延不尽——
  大雨中,一条蜿蜒的路传说般的躺在眼前,灰色的柏油路。再远些是大片大片的黑暗的田野,没有灯光和人声,模糊遥远得仿佛像是亿万年前蛮荒的历史遗迹。
      我看见自己在二十五年前那个临近仲秋的雨夜里冒着大雨在路上奔跑。 
                                                            
   
  在整整晚点了二十个小时后,列车终于到达了大学入学通知书上注明的那个叫做上原的车站,已是凌晨四点。黑暗车厢内,人们全部陷入沉重的沉睡中。只有我一个人背着个背包走下车。
  一下车就是漫天漫地的大雨,所谓的车站只是一间有窗无门的石头房子,房子车站完全没在雨雾中,只有门檐下一盏灯在白花花的雨雾中独眼似的亮着。
      那条路就是这时出现的。大雨中,一条蜿蜒的路传说般的躺在眼前,灰色的柏油路,一头从独眼灯下我的脚下开始,另一头伸向雨中,绵延无际的远方。再远些是大片大片的黑暗的田野,没有灯光和人声,模糊遥远得仿佛像是亿万年前蛮荒的历史遗迹。
  我打开通知书,在风雨中抖动的通知书上明确地标注着,这唯一的一条路就通向我将要去往的解放军某雷达学院。
    我把背上的背包紧了紧,我向这条路上迈出了一步。
    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从二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这一步开始,我从此置身雨中。
   
  不知道在这条孤独的雨中之路上走了多久,天快亮的时候,雷达学院好像一座童话中的城堡,突然在视界里出现——我看到在泛出蛋青色的东南方向,水汽朦胧中赫然冒出一大片墨郁的森林。这种带有显著人工痕迹的、几乎成为军营部队驻地标志的景象我是熟悉的,它同我之前十几年间与父母共同生活所在的营房布局、风格连同建筑材料都相差无几。
  二十五年之后我再一次回母校探望,当车子沿这条灰白的路走近,远远看到仿佛缩小了许多但仍旧泛出亲切光泽的这片树林,想到那树林之中有一幢窄小低矮的白墙白顶的平房,那一刻,我像毕业离校离开它那天一样热泪汹涌。
  后来我一直很奇怪进入学院大门时我为什么没有遇到哨兵阻拦?
  黎明时的校园空寂无人,路两旁齐刷刷的冬青树上似飘似游地浮着梦幻般清凉柔和的水雾。我听见自己水湿的白凉鞋踩在路面上“噼啪噼啪”如蛙叫。顺着路边“新生报到处”的箭头拐过一个弯,又拐过一个弯,冷不防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来人力量很大,我单薄的身体原地打了大半个转向后仰倒,来人敏捷地伸手拉住,并且在瞬间将我的手臂反转扳向身后,一阵剧痛下我还没能出声,就听见厉声厉色的一句吼:
  “哪里来的小孩子?!”
   在那个天色微明、落着雨的清晨,我穿着一件长及脚踝的棉布连衣裙,裙子的下摆已经拖泥带水,白色的长袜也面目全非,辫子从脑后滑落搭在了他的手臂上,我用两根指头扣住辫梢左右向后一甩,两条粗黑的辫子沉沉地重又垂到腰部。
  他立刻放了手,直起腰,仿佛审视般的看看我。
  背包落在地上,我刚要弯腰,他又大声地吼了一句:
  “站在那里别动!”
  他大大的眼睛深黑色,是一种沼泽般的深黑色,军衣军裤都很旧了,袖口起了毛,鞋是发白的军用胶鞋,雨水凄凄迷迷地从他头上脸上淋下来。
  “从哪儿来?”
  “车站。”
   “你——新学员?”
  我点点头,刘海上的水滴顺着额头流下来,我用手背抹了一把。
  “你从车站一路步行来的?”
  他向我身后看了看:“就你一个人?你家大人没跟着?”
  我再一次点点头,雨水再一次流了一脸。
  “我的天,真有你的。”
  他从地上拎起我的背包:“跟我走吧——”
  这就是连长。十分钟后我就知道,他恰巧就是我所在的学员队的队干部,所以他准确的称谓应当是学员“队长”,副营职。在来学院之前他曾是某高原雷达连任职六年的连长。不知为什么,在学员队,大家还是称他连长。
  他有一双很大的眼睛,与五官相比,这眼睛显得大得过分,他的个子很高,高出我整整一个头还加半个肩膀,跟父亲差不多,我这是第一次注意除了父亲之外的另一个男人。他不瘦,但黑,站立的姿势笔直,仿佛他生来就是这么笔直地站着。他开口说话的时候,我在雨色纷迷的黎明里看见他有一口闪亮的白牙。
  
  “小伙子家教不错。”母亲说,“看他一口白牙。” 
  那是那连长走后的第二年,我第一次带张忆安回家。
  白牙肯定是女人看男人们的标志之一,我惊叹母亲的眼光,尽管我当时其实并不清楚白牙与家教有怎样的关系,但在我心目中母亲总是对的。事实也证明她如此。她以一个成熟女性的直觉不容置疑地判断了一个人和他的背景。的确,张忆安的父亲,是秀水山干休所硕果仅存的几个老红军之一。忆安是在有一个独立小院落空气清新草木幽雅路面清洁的环境中长大的。这在现在的大城市里,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环境了。
  
  从白牙这一点上说,是连长像张忆安呢?还是张忆安更像连长呢?那时还不到十五岁的我不知道。
  二十五年过去了,连长已经远去,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更没法知道了。
 
  天还太早,学院还在沉睡,连长带我到队部,他率先进去,“叭”的开了灯。
  灯光的暖意充满整个房间也充满我的周身,这肯定是他的房间,办公加卧室,房间有二十多平米大,迎面是窗,窗下一桌两椅,左墙下放着张单人床,床上的军被四四方方,雪白的床单一丝皱纹都没有。右边墙上一丝不苟地挂着军帽、水壶、腰带等物。他准备给我倒水,拿过水壶发现是空的。
  “你先休息一下,我去打点开水。”他提着水壶走到门口了,又回来,从墙边上靠着的木头箱子里拿出一件东西,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加件衣服,别着凉。”
  是一件崭新的军用白粗布衬衣,男式。
  明亮且带着晕黄的屋子里有一种什么气息,温暖且静谧,让人渐渐地沉下去,我的眼皮开始打架,我用手捂住嘴。之后我就睡着了。
  在睡梦中,  一阵咯咯的笑声和清脆的铃声响起,是自行车的铃声。我看到笑声与铃声里,两个穿裙子的女孩子骑着车子飞快地行进在路上。
  
  两个穿裙子的女孩子骑着车子飞快地行进在路上。她们长发飘飘,裙裾飞扬。路两旁是高大的白杨树,绿叶丰满地绿着。
  那是我和安文,我们一起去市里的招生办中心看榜。今天是高考放榜的日子。
  “心丹其实你没必要一定要去考什么大学。你家里条件那么好,让爸妈送你到部队上去当女兵多好!”安文说。
  整整一路我们都叽叽咕咕说个没完,对于从来都像是某种鸟类的我和安文来说,这种情况是常态的常态。按我们班主任老师宋倩倩的话来说,我们这一对十分类似于某种鸟类的好朋友简直是稀有之品。从初中到高中,所有的女生都喜欢结成三人两人的小团伙,今天我和你好明天你和她好,只有我们俩,上学进出同行,在校内吃饭同桌,从不红脸更不吵嘴。因为从来都是她让着我,按安文的话说,没办法,谁让我大你三岁半,我就是比你大,你这辈子就是跑步也追不上我。她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脸在明亮的光线下有一层细细密密的金色茸毛。
  尽管下着雨,天还是热,安文擦拭了一下额头,她藕节似的手腕上就有了亮晶晶的东西。安文胖。安文笑多。安文嘴边有个小酒窝。安文白得像牛奶。白白胖胖的安文一向最怕夏天。
  “我才不呢!我不靠他们,我靠我自己。”
  安文咯咯地笑起来,她弯下了腰,在她的笑声里时光之树唰唰地倒退,我童年的伙伴和朋友用这个熟悉的笑声将我们又带回了过去。她的笑声让我想起一大把串门帘的玻璃珠子从母亲的围裙里撒落,在地上蹦跳滚动,并且阳光还在这些跳动的珠子上闪烁出五颜六色的光来。只要不谈功课,安文永远快乐。
  挂着白底黑字招牌的招生办有一个巨大的院子,里面已经人满为患,还不断地有人要挤进去。我们站在门口,拉了一下手,准备将自己塞进去。迈进院门时,安文和我同时回了一下头,安文耸耸她翘起的小鼻头对我挤挤眼睛,她的鼻根上就有了几条细细的皱纹。
  我在榜上很容易就找到自己的名字,后面跟着的数字让我有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这并不意外。我和安文一向是年级里最优秀的前十名学生之一和之二。我身后,又一波人群前赴后继地上来,我还没有找到安文的名字就被几乎是扁扁地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我在院里院外来来去去几趟也没有找到安文。又费了更大的力气找到我的自行车,一个人骑上回了家。
  我那时绝对不会想到,墙上的那排红色数字是一道命运的魔咒,从此将我和我从童年到少女时代最亲密的朋友拉开了距离,这距离是一条清晰可见的河,我们厮守在河的两岸,我们彼此相望却再无法共渡,只能看着我们共同的岁月随水而逝,咫尺天涯。
  
  “心丹还没回来啊——”
  父亲一走进门,边脱军帽边这样说。
  “我回来了——”
  我跳出房间去接过父亲的帽子挂在衣帽架上,又接过秘书小刘手中的文件包放进了位于侧间的书房。
  “这个天像是漏了一样下。”父亲坐下后这样说。
  “大考之后就一直下雨。到今天还是下。”母亲说着,将报纸递给父亲。
  我用身体挡着父亲面前的报纸,抱着他的手臂摇摇说:“爸,你也不问问人家考了多少分。”
  刘秘书看着我,微笑着说:“看心丹这么高兴,一定考得好。”
  “超出一本线50多分呢!”母亲将桌上的水果盘端到刘秘书面前,刘秘书赶快用双手接,母亲微笑着轻摇了一下头,刘秘书从盘子里拿了一只橘子。
  刘秘书一边剥着橘子皮一边说:“心丹,准备报什么志愿啊!” 
  我和母亲同时看着父亲。父亲拿开了我的手,继续看报纸,他很快看了一页,在翻过另一页报纸的间隙他说了一句话。
  父亲用这句话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父亲说:“上军校去吧!”
  母亲脸上灵动的笑容突然停滞了:“以心丹的成绩,上不了北大清华,至少可以去人大或者南开的。”
  父亲说:“去吧,你亲爸是军人,你爸是军人,你也应该是。”
  橘子从张口结舌的刘秘书手中落下,在地上分成几瓣。
  
  不管时光过去多久,我都会记得那个落雨的清晨,纵使一切都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生硬或者遥远,但那个下雨的清晨总会亲切且柔软地贴近。在那个落着雨的、曙光微露、秋气清芬的黎明,连长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哪里来的小孩子?!”
  
    “根据组织的要求,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你是从哪里来的。”父亲说。
  这是我拿到雷达学院入学通知书后的第一个周末。母亲说,因为军校要求提前一周开学,因此我的生日提前过。
   记忆中我的生日从来隆重,每次生日,不管多忙父亲都要赶回来,除了父亲母亲,还有父亲的两位领导,副司令或者副政委,父亲升职后,副司令离休了,副政委是政委了,但仍然还是来参加。今天他们都在。
  桌上的菜都是我爱吃的,炊事员从上午就开始准备,但我几乎不想伸筷子。从看榜回来后父亲说出那句话的那天起,我就开始节食了。连续几天我试图找父亲母亲询问根底,都被他们用同一个理由推掉了。这个理由是:到时候,组织上会让我们给你解释的。
  “两位首长都在,我们经组织批准,今天正式和你谈话。”
  父亲看着母亲说:“逸梅,你说吧——”
  母亲张张嘴,她话还没有出口眼泪就骤然盈满了眼眶。
  “还是你说吧。”母亲对父亲说。
  “那一年你才两岁,”父亲说,“我们抱你来的时候,瘦瘦小小的一个,光是哭……嗬,你可真会哭。”说到这里,父亲止住了话,极其温柔地看了母亲一眼。
  “你快到十五岁了,马上就要离开家上军校了。上了军校,你就是国家的人,军队的人。所以我们决定该告诉你了,你……”父亲一字一句很清楚,“是组织上交给我和你妈收养的。”
  我有点晕,仿佛有一只手,忽然将他们推得远远的,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他们的相貌变得模糊,笑容单薄脆弱,一桌子的杯盘碗盏轻轻地晃荡起来。
    “妈妈——”我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朝她伸过手去——
  灯光下母亲泪花闪动,她坐着没动,只咧了一下嘴说:“是的心丹,你亲爸是烈士。”
  于是,我知道了一个故事。试飞员父亲韩天栋,在试飞中遇飞机故障。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残缺但依然数据完整的飞机。两个月后,母亲郁丹问作为一名军医,在上高原抢救了一名肺心病的战士返回的途中出了车祸。
  几天里我僵硬的身体第一次变得柔软,就在我伏在母亲的怀里放声痛哭的时候,电话响了。是班主任宋倩倩打来的。她的第一句话是:
  “心丹,安文在你家吗?”
  “没有啊?怎么了?”
  “安文三天没回家了,她妈妈急得到处找。”
  这几天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想起来,放榜之后我和安文就再也没有见面。在班里,我和安文是宋倩倩老师的左右手两块宝。
  天啊,心丹,真糟糕,安文落榜了,只差两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半上午了,身上披着一件男式军用白衬衣,我睁开眼就看到面前站着一个头发蓬乱的大眼睛高个子男兵。尽管惺忪着睡眼我还是看出了他眼中的吃惊,他疑惑地把睁大的眼睛转向连长。
  “搞错没有,”高个子男兵说,“这么丁点大的丫头也上军校?”
  连长站在我身边,这一刻他脸上丝丝缕缕的线条都温柔地舒展开,他像父亲似的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
  “陈心丹,来,认识一下,我是你的队长,这是你的班长张忆安。”
  张忆安发愁地揪着他的头发:“天,我都想不出库房里有没有她能穿的制服。”
  
  哨音再响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从走廊两侧的各个房间里你挤我挨地跑出许多陌生的面孔,他们都像我一样穿着折皱还在的新军服。
  连长在整队。一身旧得发白的军装,领圈处露出的白衬衣雪白干净,腰和背拔得笔直,帽檐一直压到他浓浓的眉头。制服像是为他定做的似的熨帖。他平端两肘,像父亲每天上班出门时一样用四指贴住帽檐正正,又拉拉帽檐,动作干净利落,十分好看。我忽然想,当年母亲爱上的父亲一定是连长这个样子。他用黑沼泽的眼睛炯炯地扫视全队,当他的眼光最后落到站在队尾的我脸上时,他嘴角微微一动,不易察觉地启齿,轻轻地、无声地一笑。
  天突然晴了。
  下了多日的雨,在我来后的这个早晨奇迹般的停了。我向天空望去,天空露出了久违的碧蓝,几缕带着少女晕红般的轻云浮在碧蓝的天上。我久久地呼吸着新地方陌生的却是清新的空气,注视着明净的天空,心情平静快乐。
  
   当我一身崭新的军装走在军校通往食堂的路上时,安文正从她拥挤不堪的家里走出来,穿过同样拥挤的、大白天也是黑乎乎的楼道,推出她那辆破烂的自行车,费力地搬过门槛。在窄窄的、细细长长的巷子里,安文蹁腿上了车。她要去街道办事处,在那里登记,等待分配工作。
  安文以两分之差,在高考中名落孙山。其实她复读一年是很有希望的,但是安文没有去。安文选择了工作。安文说,我不像你,心丹,家里没条件,我需要工作,我想要一个自己独立的空间。
  上学前,我再一次找到安文,对她说:“找工作很难的。我问过父亲,但是他说他在地方上没有什么资源。不然你也当兵吧,如果你想当兵,我想他应该能答应帮忙。”
  安文对我说:“我问了,今年我们这里不招女兵。我也不想当兵,我需要自己独立的生活。”
  我那时当然不明白,安文已经快十八岁了,快十八岁的安文心中已经有了小小的秘密,动人地温柔地存在。
  “可是,工作很不好找的。”
  “我知道,不过已经有人帮我给街道办打了招呼了,他们说,一定会尽量优先安排我。”
  这个人,当然,是一个男人。我望着面如满月的安文,问:“他是谁?”
  安文只是笑。
  “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三天你都和他在一起吧?”
  安文脸一红,正色道:“别乱想,我们什么都没做。”
  我失望地:“还好朋友呢,保密啊!”
  “不是对你保密,”安文搂着我,亲亲密密地说:“不是还没有到时候嘛!到时候,你会认识他的。”
  
  不久前我在青年路上意外地遇见了安文最小的妹妹安庆,她仿佛是十几年前安文的翻版,只是更洒脱更时尚,衣饰光鲜。她告诉我,是姐姐资助她上完了大学,除了必要的生活费,安文将工资的五分之四全部寄给了她,直到她毕业。
  “那你现在可要好好还她这份情了。”我说。
  安庆不在意地把手一挥说:“哪儿用得着啊!”
  安庆嚼着“绿箭”口香糖对我说:“其实你们都不如我姐。我姐现在可有钱了。死人排场比活人还大,殡葬生意可好了。她可算是找对地方了。说起来我们还得感谢那个姓张的。没有他的介绍,我姐还进不去这个单位呢!”
  姓张的名叫张忆安。听名字就知道他父母至少有一个是怀乡念旧的安徽人,但张忆安在这一点上似乎同他父母不太一样,因为后来成为了我丈夫的张忆安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健忘。
  
  安文跟着张忆安第一次走进干休所那个曲径通幽的小院,站在花园小院里的忆安母亲正指挥公务员晾衣服。她简简单单地看了她一眼,就又掉过目光,继续做她的事,安文懂事地上去帮忙,一只手伸过来拦住她:“不用麻烦了,”忆安的母亲客客气气地说:“这是真正的上海真丝,弄不好会挂丝的。”她薄薄的刀子般的目光扫了一眼安文的手,又看了一眼忆安。
  “这种人家的女孩子,不适合你。”厨房里忆安母亲的这句话,安文听见了。
  “心丹我不上学了,我要工作去了。”安文在信中对我说。“我有工作了,我很快就能自己独立了。”
  
  我看见骑在吱吱呀呀车上的安文,两眼平视前方,面容平静,风吹起她柔软的头发,她黑色的棉布裙子飘起来。这是安文唯一的一条裙子。
  街道办的人将安文的登记表看了一眼,又看了她一眼:“你就是安文啊!可这几个人也是有人打招呼了,没办法,现在招工名额太紧张了。”
  和安文同时分配去殡仪馆的有三个人,两男一女,但是只招一个,那个被打了招呼的人说,是安文沉静的黑布裙让他最终决定将名额给她,于是安文一言不发就获得了这份工作。
  天气好的时候,城里的人能够看到太阳从那个黑色的、巨大的烟囱边落下去。那里面有一只巨大的铜钟,据说很有些年代了。每天一次,一般固定在上午或者下午,每当钟声响过十三下之后 ,那个巨大的烟囱会浓烟四起。人们通俗地、清晰流利地把那个地方叫做:火葬场。
  走在漫长路上的安文回过一次头,她身后的城市被初升的令双眼酸涩的太阳笼罩。
                                                 
  
  这天的早饭我吃到最后一个,我在稀饭清亮的碗里看见自己下巴尖尖的小脸,一位老相的黑黑的胡子拉碴的炊事员走到我的桌子边上来,他的打量让我不知所措:“你是谁家的孩子?”
  他进一步凑过来,在油渍渍的大围裙上擦擦手,靠着我残汤剩水的桌子边,歪着头,仿佛逗孩子一般地说:“你几岁?”
  我有点生气他的轻视,大声地回答:“我马上十五岁了!”
  老炊事员长吁了一口气,他走回他的操作间,边走边摇头:“又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这么一丁点的豆芽菜也送来吃军饷了。”
    我使劲拧了一把酸酸的鼻子。我很想我的养父母。
  回到宿舍,连长也在。站在一群女孩子中,他的身躯更显得异常高大挺拔,我必须要仰起脸才能够看清他。他宽阔的额头很像父亲。父亲的额头非常令我着迷。从玻璃窗照进来的西北晴朗的霞光细密均匀地投射在他的侧面,那脸庞就有了一层类似某种金属的光泽。他弯下身子,指着他身旁一张床,说:“好,都到齐了,现在看我怎么叠被子。”
  一双手在草绿色的军被上折叠,两折,再对折,一切都完成后,他用手在折好的被子上拍了一下。这是男性的手,骨节粗大,肤色深黑。从那时起,在军校连续四年的一千多个日子里,这套动作被我和那些受过他指教的人无数次地重复,不久以后,我们的军被就会以一种刀削豆腐块般的形态静卧在各自床的一头。再过些日子,我们的草绿色的军被的某些固定的地方会在我们双手的反复抚摸下褪却原色成为灰白。灰白的军被静卧在床的一头,它整齐如刀削,悄然无声地包藏着触目惊心的伤痕。
  
  新婚后的第一个清晨,我第一次以一个妻子的身份收拾我们昨天夜里同眠共宿的床。我双膝跪在宽大的床垫上。被子是新的,床单是新的,上面印着龙凤呈祥的喜庆图案,还有一些色彩鲜艳的东西刺疼了我的眼睛。有风,这个晨风好像穿透了我的每一根骨头缝。忆安走过来,在我身后站立。片刻,他先把床单扯下来,换上。然后,再把被子拉起来,两折,再对折,叠好,一切都完成后,他用手在被子上拍了一下。
  这些动作多熟悉啊!
  我向他转过头。我呆呆地看着面前这张脸,宽阔的额头,几绺黑发,黑沼泽一样的眼睛,丈夫忆安一下子退出好远,另一张熟悉的脸,连长的脸,像被一条看不见的丝线牵着,箭一样穿透十数年的岁月在这个新婚的早晨抵达我面前。我知道错觉又产生了——在新婚的第一个早晨竟然会想着另一个男人,我被自己吓住了,我张着口,却不能再发音,就这样张口结舌地看着我面前这个数小时前刚刚许诺了终身的丈夫,直到两眼蓄满了泪水。
  忆安叹了一口气,靠上来,张开手臂将我揽进怀中:“心丹你别哭,我会对你好的。”
  忆安的身体宽厚、温暖。是的,这是忆安啊,不是连长。我应该知道连长他在十多年前就已远离我而去。我闻着忆安身上残留的昨晚喜宴的酒气,心尖锐地疼起来。
 
 
  “怎么回事?”
  是一周后的新学员军训。全队一百二十人集合在操场。连长在一棵大白杨树下站着。树叶的绿荫散碎,于是他看上去像穿了一件迷彩服。
   “第六排倒数第一名——出列。”
  是叫我。
   “摘掉帽子!”他吼。声音很大。非常大。
  我先是听见很远的地方有一声响,类似敲击音叉发出了清脆悦耳的声音,我看见这声音像一枚金色的叶子自天际间飘然而落。随着这个声音的消失,我精心盘在帽子里的头发沉沉地落下,它们哗然披散开来,像瀑布一样流泻,覆盖至我的腰际。
  身后黑压压的一百多号人,发出了一声压抑的惊叹,之后,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动。
  
      不管多忙,每天早上母亲一定亲自给我梳头发。
  梳头的时候,母亲用一只手拉起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执梳慢慢地划过,时而,母亲会放下梳子,十指插入我厚密的头发里,她手指冰凉。一缕缕的头发如行云流水从她纤细的手指下垂落。母亲似在弹一只不出声的琴,她专注地,一往情深地听到了来自每一根发丝的歌唱。将每一根头发都理顺、编好,再别上那枚青山绿水一样的翠玉发夹,母亲就会用梳柄轻轻拍拍我的右颊:“好了,心丹。”
  母亲的爱护使我的头发无比丰饶。
        
  我没有按规定剪发。全宿舍九名女生达成了攻守同盟,我每天早晨把头发盘起来,用发夹别住,塞进帽子里。连续几天混过了军训教员和其他队干部的眼睛。可是今天——
  他怎么处理我呢?
  “军容不整,全班带回!”天哪,连长居然把我们全班统统赶出了操场!
  十三名学员——九女四男成一路纵队,纤细软弱地穿过男生墙壁一样站立的大队,踢踢踏踏地一个接一个地跑步。我们才跑出去十米,身后传来了更加严厉的训斥:“九班——立定!”
  九班就是我们。我们是这个学员队唯一一个男女混编的班。这响亮的一声吼像是在我耳边炸响,一惊之下,我没有刹住步,撞上了前面的女生,她帽带没有扣实的军帽落在了地上,并且骨碌碌滚开了去,她离开队伍去捡,眼看是捕捉到了,一阵风吹过,帽子又游戏一样在她手边滚去,其他男生们“哄”地笑起来。队伍稀里哗啦。
  笑声突然卡了壳,我回头——
  连长,他将两手背在身后,双腿略分,脚像两枚钉子稳稳地撑着他挺拔的身躯,他没说话,他的脸上也没有一丝表情,他甚至连嘴皮都没动一下,只是他那双大大的、黑沼泽般的眼睛鸟翅开合般动了一下。然后他就这样站着,看着我们。
  队伍骤然恢复了宁静。每个人都以自己能够达到的最准确的军姿站立在各自的位置上。
  九月乍晴未晴的天空,不甚明朗,阳光带着潮乎乎的水汽,闷且热。我听见一只蚂蚱落在草叶上草叶轻轻颤动的声音,我看见在透明的空气中,有一波一波白漫漫的水汽,水汽中一张晒过过多高原紫外线的黑黑的脸,纹丝不动的脸,毫无表情的脸。过了有一个小时还是一个世纪?连长说话了:“九班,步伐散乱,带回重来。”
  没有一个人笑,男兵们连眼皮都没朝我们这边扫一下,他们直直地平视前方,前方是操场的另一端,仍然有一排高大的队列般排列着的白杨树,树的枝梢一直伸向高远的天空。
  长长的头发垂在背后,随着步伐来回摇摆,像是无数芒刺抽打在我身上。
  回到宿舍,我一把摔掉帽子,翻开床头的挎包就找剪刀,终于,在被我捣得乱七八糟的宿舍里,发现一把小小的袖珍折叠剪,用手一掰,骤然张开的刀头弹了一下,锐利的尖锋一下子戳进了我左手掌心,血,殷红地冒出来。跟进来的张忆安一把捏住了我的手。我却无动于衷。剪刀太小了,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剪下去。
  当第一缕乌黑的头发像音符从断弦的琴上哑然坠落到我手中时,我放声哭起来。
  
 
  缤纷的哭泣拂开纷扬如雨的丝丝黑发,穿越悠远的空间和时间回到十多年前,很清楚地,我看见了父母结婚的场面。我看见我们青砖红瓦的家张灯结彩,到处贴着“■”字。穿着新军装的父亲像个新兵。他和同样穿戴一新的母亲并排站着,母亲当年是没有婚纱的,她穿着正红软缎中式棉袄,纤腰一握 。
  新娘是多么漂亮啊!所有人都这样说。
  母亲曾经是一个美丽绝顶的女人,这一点我很小就知道。在那个不提倡打扮不时兴赞美别人的年代,母亲无须修饰的光彩无人能够忽略。小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粗犷的父亲和精致的母亲是不般配的。但我渐渐大起来之后,越来越认同母亲的观点:作为父亲和丈夫,他的确是个相当出色的人。正直、坦诚、智慧、上进、忠诚、有责任心,并且,一诺千金。所以直到现在为止,我依然认为,责任心是男人最重要的品质。父亲说在那次意外事故中我亲爸是死在他怀里的,每每说到这里父亲的脸上有痛彻心扉的神情。
  两个月后,在悼念亲妈的追悼会上他与怀抱着我的母亲相遇。母亲当时是生母的同事加室友。母亲说父亲一见到我他就伸手将我抱了过去,而与他同去的人还来不及将目光从母亲精美绝伦的脸上移开。那天我哭得很厉害,母亲也哭了,她是被父亲感动得哭了。有一句话叫做“梨花带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女人的哭泣比女婴更令人心碎。何况是母亲这样的女人。
  这就是他们的一见钟情。
  作为女婴的我不能没有人照顾,于是不久之后在组织的催促和安排下父亲和母亲举行了婚礼。盛大隆重的婚礼的高潮段落不是新娘出场,而是人们把打扮一新的我交到我父亲和母亲手上。
  掌声如雷中,父亲陈启如站出来,他代表我的母亲面向所有的人说:“从此以后,这个烈士的后代就是我们的孩子了,她也姓陈,叫陈心丹。我们一定怀着对烈士深厚的革命感情将她抚养成人,我们对革命烈士子女的红心永不会改变。”
  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的一句话承诺了三个人的一生:父亲、母亲、还有我。
  鞭炮声响起来的时候 ,我在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所有沉浸在激动和喜悦中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在这大喜的日子中一个婴儿的哭声会有什么内容,我就用这种不祥的方式走进父母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暗示了他们的未来。
  我在这个革命家庭里优裕却是孤零零地长大,在那个年代,所有与母亲年龄相仿甚至更年轻的都是拖儿带女,家里大的哭小的吵。只有我们这个家非常安静,也非常平静。小时候我一直很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兄妹成群,安文有个身高体壮的哥哥安忠,有一个豆芽一样细瘦总是爱哭的妹妹安庆,还有一个总拖着鼻涕和安庆争油糕吃的小儿麻痹症弟弟安小东。我特别羡慕安文有个哥哥安忠,安忠为了我和安文与坏孩子打架;下雨天背弟妹上下学,背了安庆背安小东;安忠成绩一塌糊涂却要代母亲去参加家长会;为和女朋友见面腾出空间给安文安庆安小东买小豆冰棍。
  安文家小小的两间房一天到晚大人呼小人吵,但这些我都没有,我这个两层半楼的家太安静了。我与玩具、布娃娃和书籍一同长大,我每天最渴望的就是临睡前母亲的陪伴。这个时候的母亲是温和快乐的,她周身会放出一种奇异的光,照亮我,也照亮她自己。整个童年我都有一种奇怪的幻想,幻想将来我长大了要带一大群孩子,男男女女高矮胖瘦都有,围着我的脚边吵闹嬉笑,这个哭那个叫。在我进入少女时代懂事后才知道这个幻想被计划生育的政策毁灭了。这让我非常难受。一些年后我结了婚。不管怎样忆安是我自己选择的丈夫。忆安温柔,忆安风趣,忆安善解风情,忆安精力旺盛,忆安晚上应酬从不在外逗留。两情缱绻时,我知道自己最大的心愿是生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儿或者是像我一样的儿子。我想这是对抚养我二十余年的父亲母亲最好的回报。
  
  母亲是在二十五岁那年病的。
  我记得是某一天的早晨,父亲陪着我年轻娇艳的母亲一同到医院去。他们出门的时候,我手里还握着半个油乎乎的炸糕,这是我和父亲都喜欢的东西,因为母亲这些日子胃口不好,所以我们已经有些天没有吃上了。炸糕把我的嘴和腮弄得油乎乎的。母亲一只脚抬起已经上了车了,看见我,又收回来,她走到我面前蹲下来,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她的脸有些苍白,没有光泽,眼睛一圈还有青黑的痕迹,好像没有洗干净。她用我没见过的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头发、眉毛、眼睛、鼻子、嘴,一路看下来,像要把我一寸一寸都印在头脑里。她突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孩子要是长大了会像谁?”
  爸爸没出声。爸爸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
  他低头的样子像是做错事的孩子。
  母亲握着我的一只手,她的手很凉,跟以往的温软完全不一样,她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捏过,然后,把它们握成拳,突然她把我的手放进了她的嘴里,她咬住了我的手,嗓子里发出一种类似野兽的低咽,我感觉到一阵痛,我的手上湿了一大片,她在哭。
  “阿梅——”父亲连扶带抱地拉起母亲。
  “别这样阿梅,要是你实在不愿意我们就不去了——”母亲的手一下捂在父亲嘴上。她转身上了车,一串亮晶晶的东西在她转身时落在我的脚前,但是地上什么也没有。
  天黑透了他们才回来,不是他们两个,而是一群人,有医生,护士,还有常来我们家的两个阿姨和一个爷爷。母亲直接上楼进了卧室。
  从此她的身体就一直没有好起来。
  一个月后的某天早晨,我一觉醒来忽觉头顶上一阵清凉和轻松,好像冬天里风吹走了帽子,我赶快摸一下头,耳际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啊——”
   “咣”一响,稀里哗啦破碎的动静传来,这声音是来自楼上母亲的房间,我掀开被子赤脚蹦下地就往楼上跑,刚到门口我就呆了——
  一个全白的物体赫然直立房间正中。是穿着白棉睡袍的母亲,她赤脚踩在一地的碎玻璃上,迎面那座镂花红木的梳妆台上的镜子被打碎了,正中的大床上,床头地上赫然散布着一大片一大片黑云般的头发。而母亲的头顶却光洁如一只巨大的鸡蛋。穿着白棉睡袍的母亲突然长袖舞动,桌上一面湘绣四美屏鸟一样飞起来,落到地上,皮球一样弹了一下,碎裂成无数珍珠,声音像过街的少女清脆的笑声——
  笑声此起彼伏,桌上的玻璃板、书柜的玻璃门、镜框、磨花透明的水杯、黑漆光亮的首饰盒……无数笑声透明地清晰地纷扬飞溅,一双白白的赤脚■着流淌在地面的哗哗的雨,红白相间的脚,透体通红的脚,白袖依然飞舞,周身闪烁奇异凛冽的光芒,恐惧像一只手攫住了我,我后退一步,顺着楼梯翻滚着落下去,碎片尖锐地划过我的眉骨:“妈妈——”
  开门声从大门传来,父亲推门进来了,他的大手捂在我眼睛上。
  楼上笑声还在继续,父亲放下我,他踩着一地碎片三步两步上了楼。
  “阿梅——”父亲吼着从一个房间窜到另一个房间,终于父亲在浴室门后捉住了抖索成一团的母亲,他上去抱住她,又马上将她推开——
  片刻,父亲像一头狮子暴怒地冲上去,他双手用力掐住了母亲的双肩,母亲像一只鸟一样柔软无骨。父亲从齿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是怎么弄的你是……”
  母亲完全安静下来,她抬起头,向父亲仰着她那张美丽绝伦的脸,父亲放大的瞳孔里,母亲简洁明了的脸,雪白的头顶一览无余。她小鹿般的眼睛里居然还浮出了一丝清凉的笑意。她不声不响地望着她的丈夫 。
  血顺着我的额头流下来流进了我的眼睛。我从地板上欠起身,看见楼梯上站着的仙子般的白衣女人由全白渐渐变成全红了。
   从此以后我们家里没有镜子,玻璃窗下面两格一律挂着钉死的纱帘,且终年不取。
  母亲终日戴着发套,那发套的质量倒是很好,比头发略粗的发丝一根一根黑亮且微曲,很像真的头发。
                                                                                     
    我们九班女生第二天出现在操场上的时候,都无一例外地剪成了极其一致的齐耳短发。我们像男生一样昂首站在队伍里。像男生一样腰带扎在军衣外,衬衣扎在裤子里。休息的时候我们席地而坐。下操后,我们解下腰带拿在手里像男生一样叭叭地甩响。
  我发现我丢失了母亲给我的那枚翠玉发夹。
  多少年后,我和忆安结了婚,清晨我起身梳妆的时候,床上的忆安常常会在背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披散在肩的一头长发。有一次他对我说:“心丹你知不知道当初刚入学的时候为什么我默许你不剪头发?”
  “当然知道,”我说,“头发的意义对我母亲来说太重要了。”
  “不全是,”忆安换了个姿势仰躺着:“每个人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都会说,这小姑娘的确太漂亮了,特别是她的长辫子。”
  “是吗?每个人都会吗?”
  “是的。”忆安认真地说,“从这一点上说,我是一个完全正常的男人,而连长是一个完全合格的军人。”
 
  
  暴风雨是突然来临的。
  是星期日,胭脂红色的朝霞灿烂地铺满了大半个东方。这天气实在是太好了,中午时分我们门口的晒衣场上已挂满了各式衣物,有几件旧得发白袖口起毛的衣服飘扬在其中,是连长的。这种泛白的旧军服是一种令人敬佩和令人骄傲的象征。在八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会将新发的制服连同胶鞋一律用粗硬的刷子刷过后放到太阳下暴晒到它们泛白。进入九十年代,新式军服下发后,无论我们用什么办法处理:暴晒、刷子刷甚至漂白剂漂都无济于事,我们这些二十年以上的老兵都不无遗憾地认识到,新式军服是不褪色的,所以它永远无法呈现出那样一种白色,那种朴素原始的、令人神往的——白色。
    那天轮到我们班学院值勤,午休换班后我们几个男女生没回宿舍,爬上了观察塔。
  观察塔是学院里最高的建筑,里面有作战室、控制室、计算室、休整间,最顶上是一个铁杆围成的露天■望台。
  我们爬到了最顶上,真爽啊!风鼓动着我们,将衣服吹得圆鼓鼓的很有趣。学院以及周围数十里的风景一收眼底了。亮晃晃的天空下,远处起伏的山峦模糊不清,学院周围,整个西北面是无边的农场,大部分黄豆已经收割,一垄一垄地码成行。顺便说一句,我们相当一部分的口粮:大米、小麦、黄豆都来自这个农场。在当时百分之三十的细粮配给率下,这个广阔的农场使我们真正获益匪浅。
  学院看上去是隐在绿色森林里的,在夏季这个枝繁叶茂的季节,只露出一些灰砖红瓦的屋顶。教学区是由一幢巨大的飞机状主楼和周围分散着的青砖青瓦建筑,而生活区是并行排列的红砖青瓦。我们在其中寻找我们的教室和宿舍。
  “怎么还有个小白房子?”高个子的张忆安说。
  我也看见了,紧挨着校的后围墙,隐约有一小块白色,细长的一条,在一片浓荫墨绿中,像一柄短剑,泛着冷光。那是什么地方呢?一点印象也没有。
  “嘿——看啊,多漂亮的花!”我用手指着一个地方,快活地叫起来。
  浓郁的甜蜜的香气洋溢在空气中。这是一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无数深紫、浅紫的花瓣,长长的叶子椭圆形,茎秆看上去像是海棠,却不是海棠,它们一朵朵密密簇拥着,像一片厚实的地毯,又像天上落下的一片瑰丽的紫霞。没有风,所有的花却全都在向我们轻轻地点着头。因为是在斜坡上,所有的花像是全都要向我们迎面扑过来一样。
  “这是千年红。”张忆安说,“这千年红可不比一般的花,它花期长,花色艳,落地的花朵都经久不败,而且有奇香,它的叶子和花都可以收集起来晒干了做薰衣草用。”
  我注意地看了他一眼,一个男人会知道这些,少见。
  千年红温文地点点头,它们恣意地又是凝重端庄地开着。它们唤醒了我们这些年轻女孩子心中一种久违的温柔。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惊异那天在那片坡地上的所见,那片奇异的斜坡上大片大片奇异的紫色。多少年过去了,见过多少奇花异草,却再也没有看到那样的紫色千年红,那么稠密,那么丰盈,那么自然地不动声色却又暗含深情。一直到了下一个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2001年的春天的一天,我偶然地在一本也是来自军队的女性作家的书里,看到这样一段话。她在书中的第一句话也就是题记中说:紫色是神奇的。它包含了两种截然对立的颜色。而这个时候,我的连长,他已经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沉默多年,他的坟上,已经是荒草萋萋几度花开花落了。
  几个女生每个人都小心地摘下一朵,不约而同地把花举上头——我们相互看了看,张忆安先笑起来:我们像男孩子一样的短短的头发谁也没办法插住一朵花。我们哈哈地笑着。我们你追我打。我们前仰后合。我们踢掉样式古板的军用布鞋。我们赤脚走上草地,在这正午时分空寂无人远离教官远离队干部远离连长的草地上大声叫着,闹着,我们穿着花花绿绿的各式小背心在草地上打滚、跳舞。我们说不出地快乐。我们说不出地——忧伤。我摊手摊脚地躺着。天上有一朵一朵快速奔跑的云,我看到张忆安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一个人坐着看我们。我捏了一枝花,爬起来向他跑去,将花在他眼前一挡:
  “嗨,张忆安,你看着我们做什么?”
  张忆安轻轻笑了一下,白牙在唇间一闪:“安文说得没错,你是个挺好玩的女孩子。”
  “这是什么话,你把我当小孩子啊!”
  张忆安摇摇头:“我不是这个意思,在军营里天天出操啊训练啊,没什么性别区别了。”
  我屈膝坐下,把头和脸都埋进臂弯。我很想安文。哦,安文,你现在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很自在很快活?你会比我活得更像个女孩子。安文?他认识安文?
  张忆安突然起身坐直——他支着耳朵说:“听——”
  我们都坐起来,一阵风呼地刮过,我们这才发现,不知何时变天了。起了风,刮得我们落在地上的衣服到处飞。我听了一下,还是什么都没有听见。
  老兵张忆安一跃而起,他一脸严峻地:“快,穿好衣服,紧急集合了。”
  我们在三秒钟之内恢复了军人身份。我们动作迅速地穿戴齐整,一边扣着扣子,一边往回跑。离开时,我回头看见这些在风中此起彼伏的千年红,忍不住弯腰抱了一抱起来。张忆安回头看了我一眼,但他没说什么。我直起身来的时候,听见了从学院方向传来的紧急集合的尖锐的哨音。
  我们刚跑到主楼前,就看见一队队跑步前进的学员,还有卡车。这条学院唯一的被叫做“王府井”的中心马路一时间水泄不通地全被人声和车声充满。他们是去农场抢收黄豆。
  天完全变了。阴云,大团大团的阴云像阴险的敌人从天边一波一波地赶着过来。狂风,呼呼地狂吼的风,几下就把这些阴云赶到了我们头顶,几声霹雳闪电之后,雨“哗 ”地倾倒下来——是倾倒,不是下。这个季节罕见的暴风雨来了。
  天突然黑了。田里像开了锅一样沸腾着,我们看到的不是人,是一个一个的草捆子、一堆一堆的黑影在运动,你追我赶,你碰我撞。不知道有多少水从天上迫不及待地倾泻而下,鞭子似的雨链抽得人睁不开眼。风狂暴地刮过,我的身体像一片叶子在风中摇晃然后又在泥泞的田里倒下,许多只脚从我身边头边跨过。我一次一次想站起来,却一次又一次地倒下去。又一声炸雷在很近的地方滚过,一个正在走动的黄豆捆子突然着起火来,一个黑影电击一样跳出多远,着火的黄豆捆子正倒在我身边,一片灼目,黄豆在耳边噼噼啪啪地炸响。我尖叫起来。
  一只大手拍了一下我的头:“怎么像个丫头似的。”
  是他的声音,我求援地抱住他的手:“连长——”
  连长愣了一下,不相信地扔下手中的一捆豆棵,大手胡噜一下分拨开披散在我头脸上的头发,他一把拉起我,又四处环顾,认出了周围黑■■的人群中艰难晃动的娇小身体。一道闪电划过,他脸色青白得吓人地暴怒地吼道:“怎么回事?”
  周围有几个人站住了。
  “你们怎么来了?谁叫你——你们来的?”他凶凶地质问。
  我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地站着。张忆安结结巴巴地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他左右环顾着大雨中的我们,我们满身泥水,一头草叶,头发湿透,浑身湿透,衣服刮破,浑身滴水,嘴唇青紫,脸上手臂上到处都是血口子,在汗水和雨水中钻心地疼。
  他的身体突然抖索起来,好像突然没有力气了,身体晃了一下,他一只手抵在胸前,一只手哆嗦着指向我们艰难地说:“回去——女生——全都——回去  !”
  回到宿舍洗漱完毕的我们谁也无法入睡。停电。我们摸黑收回了男生全部衣服,到伙房灶下烘干,叠好,又打来开水,送到每个房间。烛光晃动中,我们无数次地在走廊里走过去走回来。
  那天的抢收一直到后半夜。天色微明时,车鸣声轰轰烈烈地响过来,一分钟后,脚步七零八落,东倒西歪的男人们回来了。他们上了光可鉴人的台阶,走过了静静的走廊,听到他们推开虚掩的门之后夸张的惊呼:哇啊——
  每个房间里地上一排脸盆,滚烫的水冒着热气;毛巾、肥皂、牙膏挤在牙刷上、牙刷躺在口杯上;正中的桌上点着蜡烛,映出一排茶缸,里面是热气腾腾的姜汤;床上叠放着整整齐齐的衣服;每个被子上都放着一枝鲜艳的千年红。
  在此起彼伏的欢乐声里,我静静地伏在被子上,我发现唯独连长的房间,悄无声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连长我都怀着一种奇怪的心理,他有着令人心悸的威严和令人迷惑的磁力。在一切非正式的场合,我只要听到他来的声音,就远远地逃遁一样避开了去,然后又会在不引起他注意的地方回头,看他白杨树一样挺拔的身姿,口齿开合间白牙的灿烂一闪和与父亲一样宽阔的额头。
  又是一年的秋天过去了,风吹过,树叶渐黄,淅淅沥沥地,总是有雨下着。秋天连绵的雨,使接下来的这个冬天凄冷又漫长。这时间作为老兵的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学院外空旷的农场田头,想念我亲切的青楼红瓦的家,我的养父母,想念我友爱而亲切的女伴安文。我怀念那个当初我执意要离开的如今恍如梦幻的城市,那个城市在我动摇了对它的热爱之后就一直在下雨,雨使我的城市温情又模糊。我向我遥远的城市伸出手,我能摸到它温情的湿润。
  
  我看到安文在雨中撑一把旧的碎花小伞,一步一跃地走来,黑色棉布裙下安文白皙丰满的小腿在雨色里有象牙的光泽。
  放假了。假期里安文来找我,我们像以前一样上街逛。我不会知道这雨中的逛街就是我们闺中少女时代的最后时光。安文的话明显少了,她安静沉稳,脸上长久地滞留着一种忧伤,仔细看去又是若有若无。她在听了我叽叽咕咕的话后总是带着这种忧伤优雅地一偏头,说:“是吗?”
  我们走在因雨而变得清新的街上,我不时要向两边的橱窗张望一下。安文举着伞在原地站着。雨水落到我的脖子里,冰凉冰凉的,我缩着脖子回到伞下。在我们四周雨不紧不慢地下着,安文一手打伞,一手伸出来挡一下行人经过时戳过来的伞缘。安文说:“当心啊!”
  她这些奇怪的温柔使我毫不怀疑我们之间还存在另一个人,当然是男人。
  “不是保密,到时候你会见到他的。”安文说,“你要保证不告诉他我在做什么。”
  “你放心,我不会告诉他说你在哪儿上班的。”我胸无城府地说。
  笑容从安文脸上消失了,良久,安文幽幽地问我:“心丹,你说我变了吗?”
  “没有,”我摇摇头。“要说变,就是你的手变白了。”的确,安文肌肤丰润,十指如葱。
  安文一下站住了,她站在街心,一动不动地看着远方。
  我如今深切地怀念好朋友安文。她身着白色长衫,面容平静地站在死亡的人群之中——她的脚下是无数冰凉的躯体,她戴着白手套的十指散发令人心碎的芳香。
  
  最后一片树叶由绿转黄时,我们的军训进入枪械武器部分,这也是四年军校生活中室外军训课目最关键最重要的时期。天气在几场秋雨后转寒,在十月下旬本该是秋高气爽的时节,我们这里今年已经穿上了棉衣。新棉衣号不全,所有女生领到的都是男兵服。尽管这个冬天我按父亲期望的那样长高了些,但是冬装在我身上还是显得过于肥大,袖子在腕上卷了两圈,还只露出几个尖尖的指尖。棉衣是连长规定穿的,在这样阴冷的天气里趴在地面上练习瞄准和击发,这件肥大的衣服刚好可以尽量大面积地遮挡寒气。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摸武器。我手里是一把真正的八五式半自动步枪。据枪在肩,眯着一只眼,从准星的缺口映上来胸环靶的靶标,黑白的圆圈在我眼前幻化成了一个人站着,脑子里一根什么弦动了一下,我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透视:我透过他栗色的皮肤清晰地看到了他胸膛正中鲜红跳动的心脏  ,左右两扇完全一样扇动的肺叶,袋状的优雅弯曲的胃和一对相向而立的孪生般的肾脏,这些器官表面浑圆光滑,上面分布着无数青色的像树叶的脉络一样清晰的血管,里面红色的、温暖的、黏稠的血液安静生动地流淌着。这是一个这么普通又熟悉的人体,我甚至看见他胃袋中一粒一粒白米饭和青菜中的葱花,闻到米饭和葱花诱人的香味……几秒钟后,一粒黄澄澄的子弹会飞出黑洞洞的枪口,准确地落在这个人的身上,他剧烈地抖动一下,慢慢地倒下,血从那个洞口汩汩而出……我闭上了眼睛。
  “托、托、托——”一只骨节粗大的手指敲敲我的枪筒,是连长。射击场上不能说话,他弯起一根指头向我示意,我爬起来跟他走出射击场,在雨水浇湿的一面小山坡边,他站下,头微俯,不声不响地看着我。
  “我——”我看着他的眼睛:“我不打枪。”我怕冷似的打个寒战:“我不打。”我垂下眼睛,我知道我垂下眼睛的时候,密密的眼睫毛会像小树丛一样挡住我眼里的怯懦。
  他深邃的目光专注地停在我脸上。他换了个姿势站着,眼光从我卷了又卷的袖子落到我提枪的手上,枪柄在地上拖着,我一双葱白一样的手细致小巧,不堪重负。
  他不吭声。他换了个姿势站在风口上,他的身体严严地挡住了从坡的这一面刮来的风。
  “好吧——”他从我手里拿过枪,当着我的面拉开枪栓取出弹夹,退出里面五颗黄澄澄的子弹,然后,“啪”扣上保险。
  “弹四组——”他回头叫了一声,一个矮个子教官泥手泥脚地跑过来立定。
  “陈心丹上午的操课不打实弹,改为手榴弹练习,加入你们组。”
  我看到班长张忆安将头扭过去,走到一边去了。
  “等等——”连长解下腰上的武装带,两头一弯成弧形递给我:“这个——扎上。”
  宽宽的腰带扎上,肥大空荡的棉衣贴近了我的身体。这腰带上还有他的体温,像冬夜炭火的余烬。“这回行了。”他满意地说。
  
  和忆安相爱后的第一个寒假,我们相约去游黄山,男女同学加他一共是五个人。黄山原来是个俊秀且险恶的去处,松在冬天颜色尽失。山风很大,越往上走,脚下越是不稳,寒冷像无数小刀在切割皮肤,好不容易到了山顶,我站不住了,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如果一张嘴我就会变成黄山的云了。忆安站在我身边,他在刀子般的风中脱下套头绒衣。这是他身上最厚的一件御寒品,高举双手从头上给我罩下去穿上,绒衣热乎乎地擦过我的脸,山风吹过,忆安的大号绒衣在我身上气球一样鼓圆了。忆安从挎包里掏出我们登山备用的背包带,抖开,不由分说在我腰上缠了一圈,绒衣扎紧了贴住身体,忆安将带打了个结,另一头拴在自己手腕上。张忆安拽拽绳子,满意地说:“这回行了。”
  细雨蒙蒙,原来日子是可以非常宁静的,我心底升出莫名的忧伤的怀想,想念那些我们空着手无所事事地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的情形,安文在我的头顶上撑一把伞。那才是属于我的生活。后来我将这种逛商店的爱好保留到婚后。我拖着忆安陪我。我把手从他的腋下伸过去放在他肘上。忆安优雅地偏着头听我的叽叽咕咕,并且他还会偏过来,脸上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微笑说:“是吗?”
  这似乎是一种熟悉的方式。
  然后是那一天。那一天下了一点雨,一些行人穿着雨披像披着各式披肩,还有一些伞从我们身边不时地经过。我们共举一把伞,我不时要从伞下伸出头去向路边的商店橱窗望去,忆安在原地站着。冰凉冰凉的水滴进了我的脖子,我缩回到伞下。我们四周雨不急不慢地下着,忆安一手撑伞,一手伸出去挡着行人戳过来的伞的尖喙。忆安说:“当心啊——”
  时光倒流,我一下子站住了。多么熟悉的语言,连同语气!在那一刻,我突然领悟到,人这一生会有许多事被你遗忘,但还会有另一些事情你无法忘却,并且日子越久越清晰。清晰到你能准确地忆起每一个最小的细节。我如今和安文共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许安文自己都不知道,她的刻意回避只能让我会更多地时时想起她,从生活的很多细节。从我丈夫忆安的眼里。当我独自走在大街或小巷上,我每每会想到,在说不定哪一个路口,我会突然遇见她。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有什么不测在我或者是忆安身上发生,最后一个也是最接近我们的一个人,是安文。在安文戴着白手套的十指下,我们一世的沧桑与苦难都被抹去。我们将终于能够眉目开朗浑身轻松,遍体生香地带着仿佛入天国的心满意足安详地离去。
  她送我们去的地方会是天空永远晴朗吧!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局。
  
  这是第几个训练日了?弹四组的教官单独对我进行训练,他总是不断地表扬我。他说对于我这样一个年龄和个头都不达标的“特殊情况”来说,“已经是很不错了。”于是他宣布我中场休息,并且指点我到训场外的出口处等着。没有他和连长的命令,不要走开。
  训练场是一片地形复杂的山坡包围出的几块空地,站在一个山包内只能看到所有的山包上都插着各种颜色的醒目的旗,却不知道里面的内容。而且山包的隔音效果相当好。
  两辆大卡车停在入口的山洼处。依着大卡车的前保险杠,我在这里依然可以听见里边传来的枪弹声,似有似无的子弹呼啸声。右边的山包上,一个教官笔直地站在高处,指示说前方若干距离处的目标是敌人的据点,我们要如此这般地前去攻打。然后学员们沿坡散开,他们持枪的身体都很不熟练地僵硬着。
  “喂——豆芽菜,你在这里干什么?”
  一个声音从头顶传来。我抬头看见卡车后车厢的栏板上探出半个身子,他皱巴巴的军衣没有领章,同样皱巴巴的分不清是白还是灰的大围裙卷起来系在腰间,脸上有黑黑的胡子茬,他带着游戏般的慈爱和好声气向我招招手:“过来——上车上坐,地下潮得很。”
  我认出是那个老炊。他身边还搁着一根扁担,午饭就是用它挑着送来的,他大约是想等到下午操课完了和我们一道坐车回去。这里距学院还有相当的距离。
  驾驶室空无一人,我跳了上去。老炊就两肘支着车厢板探下身子跟我说话:
  “你得多吃点,还长个头。要不然就总跟个豆芽菜似的。”
  我趴在方向盘上笑起来:“谁是豆芽菜?”
  “咳——要我说,不参加就不参加,你毕竟和其他人不一样。”老炊叹了口气。
  我觉得有点不对头了:“你在说什么啊?”
  “真刀真枪的你以为是闹着玩啊!这种训练是不能让你参加,大伙都担着责任呢!”
  我突然明白了这几天我所受到的礼遇:连长的宽容、教官的曲意夸奖、不断地更换训练项目、单独训练……老炊还在说:“你这种情况是要照顾。真是,也真难为你爹妈。”
  一股莫名的怒火突然上来:“谁要他们照顾!”我一下子站起来,就要朝车下跳,但是,一桩我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我起身准备跳下车的时候,放在方向盘上的我的手肘在不经意间用力按响了喇叭。等我急忙抬起手臂时,已经来不及了,声音已经像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我知道惹祸了。
  喇叭发出的这一响亮的声音非常类似于训练场规定使用的一长声紧急报警笛,这声音是如此响亮,细雨后湿润的空气使它传得更远,我相信每一个山包里外上下的人们都听到了。在短暂的安静之后,笛声突然大作,各式小旗胡乱挥动,一些人从山包上跑下来,一些人又跑上去,另一些人不管是水是泥的迅速地原地趴下,还有一些人盲目地在高处和低处间来回乱跑,大约是想寻找安全地带,结果却跑进了射击和投掷区内。
  当一切混乱都平息之后,望着站在面前的老炊和我,连长足足有两分钟没说一句话。  
  这是如此漫长的两分钟,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要断了,在这两分钟里我设想了一万种他可能对我的处罚,老炊头上的汗像水一样流,他的前胸后背连同脏兮兮的围裙都像是才从锅里捞出来。这两分钟里我们心灵所受到的煎熬超过了所有的处罚。所有的女生都余惊未消地看着我。我可以想见那一声惊心动魄的声响对我这些同屋女友的影响,但我这些可亲可爱的战友们没有一个人埋怨我。
  之后,连长说:“捅了这么大的娄子,你还想说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我要参加。她们参加的我都参加。”我说。
  他的眼睛一亮:“九班长——把你的战士带回班上去!”
  张忆安两脚一并,昂首挺胸地大声说:“是。”
  
  四枚弹摆在脚边。三枚是教练弹,木柄的教练弹已被我和无数人的手指摸成了土黑色。一枚是——真弹。按课目规定,投掷三枚教练弹后再完成一枚实弹投掷。全体人员都伏在地上。连长向前走过去,他蹲下背对着我们仔细地检查着。过了一会儿,连长向我挥了一下手。趴在我身边的张忆安突然面色苍白。
  我头也不回地走过去,我弯腰抓起一枚。持弹。助跑。投掷 。“嗖”,手榴弹在空中打了几个跟头,再划出一道弯弯的弧线,落下。它落在黑线区之内。张忆安的脸更白了。
  连长双腿叉开,不动声色地盯着前方。
  我又抓起一枚。这回不错。第三枚,更好些,它离开黑线已有了相当的距离。
  最后,我站在这枚真弹面前。所有的人都在注视我的手。
  我拿起它。我没动。
  实际上,在我的手接触到它的第一刻我就知道自己又胆怯了。我知道它会“噗”地栽进湿的泥土,我分明听到来自银幕的无数次熏陶现在却是逼真重现的爆炸声——一些修长或者粗短的胳臂、腿、身体四分五裂,那些鲜活的心脏、淡青色的流淌着温暖宁静的血液的血管,那些白色的骨头骤然间脱离了健康有弹性的肌肤,枯枝败叶一样四处飞扬。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明白了当一名军人的真实含义。我发现,父亲他们从事的以及他们为我选择的这项职业其实我完全没能够接受。
  天阴得厉害,我在这一刻思维产生了游离。我想我完全是在无知的状态下进入了一个我完全未知的世界。我记得早晨乘卡车来到这训练场的路上,经过了一大片田野,有一个相貌模糊的农民在田中站着,他身边还站着一头牛,在飞快行驶的车上牛和农民都非常小,他久久地站着看着我们的卡车,牛也在看,他们一定在想这些带着枪的当兵的要去干什么。
  手在这一刻也同思想一样游离了我,它软软耷拉着,我没有了投教练弹时手臂生扯硬拽般的疼痛。不仅是手,我的腿也离开了我,它无意识地运动着,还有我的眼睛,它们被汗水淹没了,我只看得到身边一个如黑色石头般站立的人影。头脑一片空白。我打开后盖,拉环取出,轻轻挂上小指。这是梦中才有的情境。
  助跑。我不是在跑,我是在飘,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飘忽不定,我还在跑,跑。我是想要抵达某个我不清楚的终点。两条腿不受控制地相互绊了一下,弹在这时出了手,我的身体也像弹丸一样跟着同方向抛了出去——
   接下来的一切像某个小说或者电影: 两条人影同时跃过来, 一个人箭步上前,闪电般的飞起一脚,那个已落地的东西冒着青烟的东西高高飞起,远远地落在山坡下。另一个人影一下子趴在了我身上。
  一声闷响,漫天黄土。
  连长站起来,脸上没有表情。张忆安从地上爬起来,他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还有我。我睁开眼睛看见了天,阴的,压得很低的天空。细如牛毛的雨。空气中有一种清新的草叶泥土味。我如释重负,我非常平静。我回身看着我的战友们,他们无言地注视我。眼里泪光闪动,我知道从此这个行列中将诞生一个真正的军人。我的两位战友用生命帮助了一个无知和胆怯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我看着远处,远处起伏的山在雨色里是一种轻盈的黛色,安宁,雄伟。我向连长、张忆安深深鞠了一躬。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连长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调级,并且原定的家属随军也被延宕了。
  
  
  下过雨的路不好走,我们乘的卡车在路上出了故障,回到学院时天已经黑了。学院主马路上的路灯也亮了,也许是电压不够,在雨雾凄迷的夜色里呈一团昏黄的晕。连长站在路灯下等我们。疲惫的、一身泥水的学员们纷纷跳下车。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车子的。所有的痛感又都回来了,是右臂,这手臂先是变热,然后一点一点地烧灼。我奇怪地看着它吹气一样地变得又红又肿。张忆安敏捷异常,却在无意中压断了我的一只手臂。车下伸过来一双大手,迅速地插到我的腰间,没等我反应过来,我的身体已经在这强有力的一抱下腾空而起,平稳地落在地面。
  夜雾里,面前站着高高的连长。
  我们站得非常近,我感觉到了他呼吸的温度,我的眼睫扑扇到了他的胸前。父亲说得对,入校第二年我长高了,身体骨骼肌肤每一部分都因饱含了这塞外的水汽而舒展,我已经快要达到他的肩膀。他的呼吸如风,雨使他额头闪亮着。天上居然有一轮月亮,被雨洗过了吧,格外晶莹剔透。月亮升至中天,正好在我们头顶,真怪,这种天怎么有月亮呢?
   “我见过你父亲,还有你母亲。”他说,“我没让你见。不过他们见到你了。”
  他没有走开的意思,他在看什么?我抬起头,额头一阵清凉,月光洒了我一脸。
  “还好,”他专注地看着我的额头,那里今天被擦破了一点,白牙在雨雾里闪亮,“不要紧,不会留下伤疤。”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出一个报纸包着的东西:“是你掉的吧?”
  连长转身走了,他踩着湿透的砖石路面的脚步熟悉又亲切。
  朦胧的路灯下,我看见那报纸包着的东西:那枚发夹。在它弯曲的齿扣里,我看见了一根长长的头发,这根头发是被精心地缠绕在上面的,灯光下黑亮黑亮。
  我抬头时,连长的身影已经走得看不见了。
  回到宿舍,我用毛巾擦湿淋淋的短发,丁可可站在一旁,眼神怪异地看着我。
  “心丹你脸上涂什么了?”
  “没有啊?你看见我在洗脸嘛!”
  丁可可扳过我的肩:“你自己照照镜子。”
  镜子里映出我的脸,这是一张轮廓娇美的脸,尖尖的下巴衬着小巧挺直的鼻子,眉如飞黛,眉头微蹙,开朗的额头上有两缕螺丝一样的卷发。这张原本总是苍白的脸上现在浮上了一层淡淡的、娇艳的红色,这红色还在蔓延,我感到了血液在身体的血管中畅快地汩汩流动,脸庞像上了一层胭脂,眼波流转,额头光润如玉,嘴唇柔软鲜艳。
  我捂住了脸,脸庞很热,身边女生们戏谑的话传来:“我们的心丹长成大姑娘了。”
  
  伤好快出院的那天,熄灯以后张忆安突然来找我,站在走廊里他望着我半天不说话。我以为他是为了我的伤臂。
  “没事班长,医生说再有几天就拆石膏了。”
“我不是为了这个,”张忆安粗暴地打断我说,他的脸白白的,“安文来信了。”
  “你说谁来信?安文?安文给你写信?”
   我望着面前的张忆安,我好像一下子明白了。我想我终于知道了,这就是安文一直跟我保密的人。这个攻克了我最亲密的好朋友防线,在我们多少年的闺中好友间产生了离隙并且改变了安文命运的人竟然就一直在我身边存在着。
  这个秘密保得真好啊!我不无忧伤地想。
   “你看着我干什么?我问你话呢!”张忆安急火火地说着,“她怎么了?”
  “你们的事,我怎么知道。”我冷冷地。
  张忆安将一封信递给我,拆开时,我闻到一种奇异的香味。只有薄薄的一页纸,上面是熟悉的安文的字体,写着短短的两行字:
  
   再见了忆安,
    你还好吗?
  
   “什么意思?好心丹,快告诉我。”张忆安眼睛盯着我说。
    我摇头:“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们不是好朋友吗?怎么会呢?”张忆安抓耳挠腮地来回走着,又一把夺回信,反面正面地看着。
  这个姓张的居然对我发态度:“你们俩不是好吗?你为什么不问她?”我扭头就走,我发誓从此不理安文了,还有这个讨厌的张。
  “我写了十几封信问她,可都快三个月了她一个字也没回。”张忆安好像不在意我的态度,他还站在我身后大声地喊。
  
  安文独立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位顾客是一个车祸身亡的中年男子,前市建工程局工程师。这和她写这封信隔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里,安文都没有将她的经历告诉任何人。这是安文一贯的作风。
  一个女人的成长伴随着她心中多少鲜为人知的秘密。
  整容室是偌大的一间四壁雪白的房间,正中一盏硕大的无影灯。当密封很好的厚重的铁门在身后关上时,安文觉得自己也远离了这个世界。
  可调节的铁架床上毫无声息。一领颜色不清的胶布打开了。这是安文终生难忘的时刻。车祸彻底地毁坏了他的面部、腹腔以及膝以上的大部分,它们变成了一堆谁也说不清的东西。只有四肢奇迹般的完好无损,表明这个躺在铁架床上的一堆东西是一个人类。房间内温度很低。但强烈的令人作呕的气味还是让安文忍不住打了一个喷嚏,这个声音是如此之大,安文觉得那床上的一堆仿佛动弹了一下,好像马上这东西就要稀里哗啦地站起来,安文转身就跑,她撞上了铁门,铁门是从里面关上的,她的身体顺着铁门滑下来,坐在同样是冰凉的地上。同时落在地上的还有她的白手套、剪刀、粉红色的卫生纸,以及各种油彩颜料……
  五个小时后,安文像一张苍白脆弱的纸飘出了整容室飘进了殡仪馆后面的树林。前工程局工程师服饰整齐面容安静神态安详遍体生香地躺着,穿着一新,扣子一直扣到领口,身上盖着雪白的布,胸前还有一面党旗。鲜红色。树林很大,无数叶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风吹过吹透她冰凉的身体,安文突然停止了飘零,她倒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
  那天夜里暴风雨洗劫了这个城市,远离市中心傍山而建的殡仪馆被险恶的林涛淹没。狂风大雨像无数恶鬼的手撞碎窗玻璃扯去窗帘。简易的殡仪馆宿舍在风雨中大半东倒西歪。
  这个恐怖的夜晚改变了安文的一生。
  可怜的安文一个人缩在屋子一角。今天是她值班。就是不值班,她也长期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从嫂子进门的那天起,家里就再没有放下她的小床的地方了,阳台让给了妹妹。
  又一声炸雷之后,那些无数已经长居地下的居民纷纷钻出地面,他们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涌来,雨水脱去了他们经过修饰的面容,狂风脱去他们身上僵硬的衣服,在闪电中那些固定他们支撑他们的石膏、铁丝、胶带纷纷断裂开去,他们恢复了生命结束时的样子,黑洞洞的大张的嘴。豆渣一样的皮肤一触即烂。酱红色蜂窝状组织上爬着肥白的软体动物。断茬处犬牙交错的灰白的骨头支离破碎……他们就这样毫无修饰地来了,他们七零八落。他们东摇西晃。他们手舞足蹈。他们面目悲惨地来了,来了,在暴风雨中凄厉地尖叫吼叫呼叫哭叫喊叫嚎叫声嘶力竭……
  门窗尽开,屋内已成汪洋,安文再也承受不了了,她哆哆嗦嗦裹着被子滚下床,赤足冲出汪洋,在灌满风雨鬼影憧憧的楼内疯跑,整个楼层都是黑的,她一个一个房门敲过去,没有人,没有。这个晚上这个楼里所有的人都不知去向。不知跑了多久,将要崩溃的她终于看见不远处的一个唯一亮灯的房间。
  “嘭——”门被撞开,一团滚动的衣物扎进来,那个年过三十,被烦闷不安的性欲和暴风雨搅得失眠的操作工一骨碌坐起来,他听见从门外撞进来的这个物体从一头披散的长发下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他光着脚跳下地,一把抱住了这个浑身湿透的但却是绵软的肉体——他这才发现怀里的这个人竟是让所有男职工都心动已久的白净丰润的女化妆师。安文已经吓瘫了。来不及多想,操作工就把安文搬上床,用被子围起来。被子里的安文剧烈地哆嗦着,哆嗦得站在地上的操作工心都颤抖了。终于,操作工颤抖着掀开了被子,用一双搬惯了死尸的大手紧紧搂住了女化妆师……
  天亮时分,操作工终于停止了连续不断的亢奋的动作,倒下去疲惫不堪地睡着了。
  安文早已醒了,她赤裸着一动不动地躺着,睁着的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那儿有一株被疾风刮折的树,一道发亮的泪水从她耳边滑下来。
  ……
  暴风雨后,人们看到坐落在断枝败叶的树木林间满目疮痍的殡仪馆唯一的两层主楼完全破损,楼下连告别大厅都进了水。
  只有安文自己真正了解这场暴风雨到底摧毁了什么。
  一周以后有几拨政府装束的人来调查殡仪馆的毁损情况,面色苍白、身心俱疼的安文硬撑着和操作工作为值班员和现场目击者不断被要求与殡仪馆的领导一起做汇报,他们被不厌其烦地要求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那个暴风雨之夜的情况。谁都看出了安文的憔悴和沉默,她好像是一夜之间就瘦了。下巴尖尖了。但是每个人都认为是那场风雨使这个年轻姑娘受到了过分惊吓的缘故。
    暴风雨使得一再被延迟考虑的关于新馆及新区的建设问题没费周折地就在市政建工作会议上通过了。这个小区后来还成为市规划局住宅建设的示范小区之一。
        
  
  然后就到了十二月二十日。那天是军事地形学终期考试。
  考试的通知是一周前就下发的,教学通知栏里,连长那些字规整流畅,起承转合颇有功底。连长说过这笔字是当初在高原当兵时练出来的。连长经常说起他的高原,说起时总带着一种神往。说那个地方很奇特,这边的山全是石头没有一两土,几里之遥的那边的山却全是土没有一块石头。不管是石头山还是土山一律光秃秃的。站在一座山上向下看,周围脚下的山全都白茫茫的被雪覆盖终年不化,可是脚下的这座置身其间的山却一丁点雪也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问。
  他很得意地笑了说:“这山太高了呗。”
  “为什么山太高了就没有雪?”我们还是不懂。按物理学上的理论,高度每增加一百米,气温就将下降约一度左右。这样算来,越高的山应当气温越低,雪也就应该更多。
  “在我们那里就是这样。因为风太大,积雪存不住。”连长说。
  那片遥远的高原是个神秘的所在,它究竟给了连长多少东西啊!他的白色粉笔字就带着高原积雪的神韵。
  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烧,体温上升得很快。半夜时分,丁可可陪着我一同到学院的门诊部,敲起值班医生打了一针。睡眼惺忪的医生收了针,用一只脚踏着污物桶下方的开关,将用过的棉球和安瓿瓶丢进去,脚一松,桶盖“叭”的一合上,整个急诊室在这一声里颤抖了一下,医生连话都懒得说,摆摆手让我们走了。
  这是一个如此寒冷的夜晚,我穿着棉衣裹着军大衣还是觉得冷,寒冷穿透了我的身体。
  迈出门诊部大门口的时候,我听见什么东西脆裂地一响,身体好像倏然断裂开来,周身剧痛,我不自觉地一下子弯下了腰。
  “怎么了陈心丹?”
  “什么声音?”我说。
  丁可可凝神听了一会儿,她皱皱眉头:“没有啊?”
  确实没有。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风,初冬深夜的寒风,君临一切的无所不入的寒风。剧痛也传说一般地消失了。地上落了一层白皑皑的霜,没有月亮,夜色倒不是十分漆黑,看得见白杨树苍白的枝干,枝条结了霜,像是蓬松的毛发。万物在这个夜晚寂灭无声。
  “走吧。”我打了个寒噤,说。
  我们向前走了仅仅一步,就站住了。在我们脚前半尺远的地方,在霜白如雪的地上,躺着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是那只翠玉发夹。那只终日别在我已渐渐长长的头发上的发夹不知何时落到了地上。
  我弯腰捡起来。借着苍白的月色我看到躺在手里的绿青山般的发夹从中间断为了两截。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睡着,我睡得很沉并且做了一个梦。人说梦是没有声音的,我却分明听见了秋天里树叶纷纷坠落的声音,然后是冬天冰雪在树枝上凝结的声音。一棵巨大的树遮天蔽日,枝繁叶茂。一阵风吹过,异香扑面,落叶纷纷。我走在这些落叶上,我的脚下却是无声无息。我看见了安文。我青春的女友安文站在叶子落尽的树林中,她一身素白,面容平静,向我高举起一双手臂。她的如葱的十指戴着耀眼的白手套。
  
  假期的时候我和张忆安回到我们的城市。
  尽管在此之前我很生安文的气,但是在家的日子我还是很想念她,因为不光是张忆安,  连我也感觉这么长时间没有她的消息是有些不对头了。我决定去看她。
  安文家住的天元巷口站着一个人,我知道是谁,故意不理他,径直走进去。
  安文不在家,安文的家更拥挤了,多了两个人。一个是年轻的女人,她有着因怀孕而显得格外庞大且浮肿的身体。我想这一定是安忠的妻子安文的嫂子,我却无论如何无法把她与当年那个秀气娇柔的虹联系起来。另一个是身材粗壮,形容猥琐的男人,过分热情地招呼我,自我介绍说他是安文的同事,干操作工。
  “操作什么?”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原本吵吵不休的全屋的人却一下子哑了,没有一个人应声,我看着光线暗淡的房中那个操作工,我想我该走了。
  安文母亲讪讪地送我:“心丹越长越漂亮了,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你不坐坐了吗?”
  在过道上我看见了长高了一大截的安文的小妹安庆。她挥舞着一根带子似的粉色的卫生纸,满院子传来她非常类似安文的笑声。
  在院门外,安文的母亲突然流了泪。她说了句:“安文那天要是不穿那条黑布裙子就好了。谁叫那种黑布最便宜,每尺便宜一毛多呢!”
  走在窄窄的天元巷里我感到茫然若失。安文一家有分寸的礼貌实际上是一种隔阂,他们全家人对安文的讳莫如深让我不解,我已经不生气了。我深深地感到这流逝的两年的时光像一条河拉开了我和安文彼此之间说不清的距离。
  在巷口,我看到张忆安还站着,太阳很大,我撑着阳伞,他就那样站在日头下,他的样子有些落寞。
  “安文不在家。”我主动对他说。
  “我知道。”张忆安站了一下,慢慢往回走。
  “你不进去吗?”
  张忆安不说话,接过我的伞替我打着。
  “她到底在干什么工作?我问谁谁都不说,只有你们的班主任宋倩倩,她告诉我说安文在做化妆师。”
  我迟疑了一下,小心地说:“是的。她——是一个化妆师。”
  张忆安什么也不再说。昨天下过雨的地面坑坑洼洼的有些积水,高高大大的张忆安用手搂一下我的肩膀说:“小心。”我们一起跃过水洼。
  我们谁也没有注意,一辆黑色的小汽车迎面驶来。车子很新,大约跑了不少路,车身沾了一些土。车子在我前面不远处停下。却没有人下车。我不知道那辆车里坐着安文。我少女时代的情同手足的女友,她在我走出巷口的第一刻就看到我了,当然也看到了忆安。车停了,但是车门没有开。安文没有下车。她的一只手就放在门把手上,她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看着穿着夏常服的满面阳光的我和满怀忧伤的张忆安一步步走近。走过。走远。
  夏天已经过去了,微凉的风带来了更凉的雨,雨落在这座古老的城市,旧式青砖灰瓦的屋顶,阔大的梧桐树叶子,到处浮动着湿湿的流光,灰色的、冷清的、带些温柔的雨的流光。街上走过撑伞的人。一对年轻人共执一把雨伞。男的把伞把一旋,雨珠四下飞溅,女孩子伸出一双小手去接。在这个雨意适意的城市里,女孩子们肌肤光洁,柔若无骨。
  
  第二天的考试我去迟了。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发现霜冻已经爬上了窗。洁净的窗玻璃上呈现出一种图案繁杂的冷冷的美丽。走过楼道,在黑板的教学通知栏里我又看见连长那几个白粉笔字:
  
   十二月二十日军事地形学考试。
  
  考场设在观察塔的作战室里。大门洞开,卫兵连问都没问就让我进去了。大家都在埋头答卷。连长像往常一样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有点奇怪对我的迟到一向十分严格的他今天是毫无反应。从背后看去他垂着头好像在打盹。我就在他前面一排的空位上坐下来,教员马上送来了考卷。
  军事地形学并不是我擅长的课程,但是今天的卷子做起来很是顺利。时间过去一半的时候,我已经在做最后一道题了。喘气声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呼呼的像某种动物在奔跑。
  我没有回头。我很熟悉这种声音,我心里还笑了一下,我们全班同学都知道连长有时在课堂上要打个小盹,连长长期查铺,还要查岗,男生们都知道夜夜都会有一双大手数次将他们蹬脱的被子盖上。打过一个小盹后,到下课时,连长的眼睛就又恢复了他的炯炯有神。
  教室里很静,有一两声咳嗽,还有那个秃顶教员的大皮鞋走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一只青蛙上。未化冻的窗外静止着一棵树,它铸铁似的枝干伸抵窗棂。
  喘息声越来越急促了。一个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我的后腰,我回头了,我看见连长还趴在桌子上,另一只手向前伸出,就是这只越过桌面的手的指尖碰到了我的后背。我想,他睡着了。我发现他的手臂真长,五指张开,像要抓住什么。抓什么呢?我看不见他的脸。
  我无意识地回过身继续埋头在试卷上,我在作图。距离、高度、障碍物的遮蔽程度——当我最后放下笔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身后的喘息声停了。我下意识地站起来,回头看,连长仍然趴在桌上,脸朝下伏在手肘上,他安静地,一动不动地趴着,一只向我伸出的手依然前伸,但是这只手五指松弛,呈现出淡淡的令人惊恐的灰色,这灰色沿着手掌扩展到手腕,他手臂连同伏在桌上的脸都已经变成了这种令人惊恐的灰色。
  心被什么无形的东西钳住了,笔从我的手里落下,还有丁字尺、文具盒、图纸、试卷都落在了地上——
  秃顶教员大步冲了过来。从他的嗓子里发出了一声很难说是人类发出的声音。然后我听见许多凳子乒乓倒地的声音,许多脚步跑动的声音,有皮鞋、胶鞋,还有布鞋,还有秃顶教员脚下小青蛙——这些声音让我奇怪地想起小时见过的一家失火的情形,我好像还听到了噼里啪啦的爆裂声,闻到了焦煳刺鼻的味道,那个长着毛茸茸的大眼睛的男孩子还在大人的腿间钻进钻出,一头一脸的汗和水,他的母亲则是凄厉地叫喊着什么——
  在无数人的跑动和救助声中我一动不动地站着,我最后看见一堆男学员抬着他向外走,张忆安抬着他的头,满头大汗的张忆安嘴里不断地说着:“小心、小心……”连长的大皮鞋在楼梯上拖着,一级一级地被拖了下去,他整个人是面朝上向后仰着的,我应当可以看清他死亡的面孔,但是我没有看,我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一切……
  教室空无一人,在楼梯的拐角,我看见了一只特大号的旧皮鞋,我弯腰捡起来,我的手指烧灼般的痛起来。
  
  十二月底的草地草木凋零,满目空旷,面前的一株高大的白杨树,它如铁似铸的枝干的顶端,雨色无尽的天空深不可测,一阵风吹过,无数呻吟般的声响中,叶子纷纷落下,这棵高大的白杨树眨眼间就落尽了叶子。
  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
  雨下啊下啊,连绵不断连续无尽,世界全部浸润在雨水中,校园里的白杨树,在雨中变成了黑色,校园人迹罕至的林里疯长出了一蓬一蓬的蘑菇,草地的青草,奇迹般的返了绿,有水就有生命,一切仿佛都能在雨中复生,独独那个人,是真的去了,头也不回地走远了。
  
  很久以后,剧院散场时嘈杂的椅子挪动与纷杂的脚步声每每会令我不寒而栗,我无意识地紧紧抓住了忆安的手像是要抓住什么,忆安侧过身体,在挤来挤去的人流中严严地护着我。那是我与忆安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剧场演出。
 
十一
 
  连长死于猝发的心肌梗塞。
  十多年的高原军旅生涯悄悄在他身体里埋下了祸根,高原晒黑了他的脸,磨粗了他的关节也损害了他的心脏,我们知道得太迟了。
  连长自己清楚不清楚呢?没有人知道,事故调查的时候,大家都很茫然,因为在印象中,连长永远都是生机勃勃的。访问于是长时间地进入冷场。快散会的时候,一直埋着头的学员堆里有一个男生说话了:“那天,我好像听连长说过一句:心里有点难受。”
  我抬头看了一下,说话的是张忆安。他的脸苍白得难看。
  “哪天?”
  “下大雨,抢收那天。”
  “后来呢?”院务部的人问。
  “后来好像就没事了。”张忆安说。
  “什么没事了,是你觉得没事了还是他说没事了?”
  没有接话。
  “他脸色是什么样?”一个医生说。
  张忆安一下子站起来,一向温文尔雅的张忆安勃然大怒地吼道:“下那么大的雨,天又黑,我怎么看得到!年年都搞干部体检,他身体怎么样,你们不知道,还来问我们!”
  在学院的就诊记录档案里,连长的病历本上是一片空白。
    适逢某位领导在我们学院检查工作,殉职的连长的后事办得很隆重,学院专门去我所在的省城请来了专业美容师,据说人很年轻却技艺高超。
 
  和连长告别那天,天晴了。
  学院原来也有太平间,这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的,那就是紧挨着学院后墙的那幢我们在塔顶上看到的短剑一般的白色房子。它悄然隐身在一片树林中,很奇怪是石头做的,学院的其他建筑都是砖瓦的。石头小屋一定很冷也很压抑。它长长的伸出的房檐在我看来是一顶压在眉头的沉重的帽子。太阳一览无遗地照耀。长长的队伍踩着一地落叶缓缓向前走着。
  这是我第一次目睹我身边熟悉的人死去,我无法想象得出他独自走上不归路时的心情。生命也许只是一个脆弱的玩笑,我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人了,面容冷峻,沉默寡言。
  这是一张我熟悉的面孔。原来死亡并没有在我们之间拉开距离。他沼泽般的眼睛被安详的眉睫覆盖,线条清晰的嘴唇微抿着,我似乎还能感觉到它在微微翕动着呼吸,那张被太阳晒黑了的脸此刻完全恢复了本色,美容师果然不负众望,连长整个人生动得像是刚刚小酌了一杯后安睡了,他马上就会张开眼睛起身坐着并且说:“怎么回事?”
  如果不是室内的这一种奇香提示,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这样一件重大的事的确是搞错了。
  他身上有一种奇异的香味,这是与十二月的树木植物和自然完全不同的气息,我想这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这香味冷冷地飘过来,我听见了大气流动的声音,阳光倾泻而下水汽攀缘上升交叉产生的竖琴般的声音。白房子漂浮在音乐中,白房子沉浸在音乐中。
  在大家的要求下美容师出来和我们见面。于是我就看见了安文——
  安文面容平静,发髻高盘,她双手交握,姿态高雅,遍体生香,手上戴着洁白的手套。安文十指交握,在每一个人刚刚走至她身旁的时候就先径自弯下腰来,有一两个院领导向她伸出手,但是安文依然弯腰施礼,她戴着白手套的双手一直交叉相握。安文先是看见了我,然后是——张忆安,他们四目相对,默默无言,只有我知道这是殡仪馆的那场雨之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却是在这种地方,在这个令人心碎的地方。张忆安一脸死白,如果不是身边的学员手脚快,他几乎就要倒下了。
  天黑以后我才听说安文要连夜赶回城。我请了假,借了自行车一路骑到车站。小站上孤零零地亮着一只独眼似的灯,这一切与两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几乎一样,只是沿铁路散开远一点的地方,有了两家类似小旅社似的房子,此刻也乌黑地蹲在雨地里,车站依然人迹寥寥。我四下张望,寻找安文。一辆列车进站了,长长地吼叫着,喷出巨大的一团团浓浓的雾气,车站上零星的人影开始向前蠕动,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了连长——
  他就站在火车浓浓的白雾里,他没有死,他还活着,是他,个子高高地站着,站立的姿态仿佛有些落寞但依旧笔直。旧的军装,袖口磨得起了毛,雨雾迷离的站台车灯下他宽阔的额头银光闪动。他一定是在这里等了很久,我奇怪刚才我怎么就没有看见他。
  一瞬间我愣住了,一股热浪冲上喉头,我直直地、飞快地向他奔去。我直直地向他走去,我没有想过人复活是怎么回事,我头脑空空。火车在跑,他跟着车子在跑,雾气迷漫中,他迎面向我张开了双手,我向他张开的两臂扑了上去——但就在这一刻我分明听见张忆安的声音在喊:
  “安文——”他拍打着列车的车身:“我找遍了全市的剧团剧院,都说没有一个叫安文的化妆师,你这是为什么?——”
  我一下子站住,我知道认错人了,我的头脑又一次产生了错觉。
  就在这时,火车开动了。安文的白脸在车窗上一闪出现,安文一脸泪水,她从车窗伸出的双手,马上就要够到这个张忆安的手了,突然看见了我,她愣了,手缩回去。
  安文的身影从车窗上消失,火车长啸着离站了。
  雾散了,连长的影子消失了,站台上,一盏独眼似的灯下只有我和张忆安孤零零地相对而立。
    “刚才你在喊什么?喊我吗?”
    我无声地哭了。我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忆安慢慢走近我,用一只手抬起我的脸:
    “你怎么了?”
    我使劲摇头,成串的泪水滚落,我想起三年前那个水汽迷离的清晨,我在秋气清芬的雨中碰到那个人,个子高高眼睛大大的连长在那个早晨说:“哪里来的小孩子?”
          
十二
  
  回学院的长长的一段路上,忆安用自行车带着我(他是徒步跑到车站的),我们几乎没有说话。
  寒假时我们一同回家,整个寒假我一直时好时坏地生病。忆安经常打电话来,快开学时有一天在电话里的忆安说除了想和我聊一会儿天他都不知该干些什么。随后就挂了电话。
  我们各自在最落寞的时候相识。所以以后的交往毫不费力地就进行下去了。一年,又一年,我们毕业。再一年,我们结了婚。
  
  结婚的前一晚,我拖着忆安做最后一次恋爱的散步。
  夜色阑珊,清风如水,电压不足的路灯忽明忽暗。几年里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很多变化,面目一新的街道此刻空寂无人,房屋在暗夜中隐藏,唯天边有一抹烟似的云,隐约的歌声,路旁人家窗内的灯火有一种动人的温柔。我们双手交握,相视微笑,飘来飘去的音乐听不很真,却非常适宜我们彼此需要的寂静和幽暗,将要到来的明天的生活让我们一时百感交集。
  “心丹——”忆安双手捧起我的脸,两眼闪闪地看着我。
  忆安的呼吸贴在我的耳边:“心丹,我们回去吧!”
  就在这时,头顶上的路灯忽然亮了。一个怀抱小孩的女人正站在路灯下。
  她仿佛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突然在我们面前出现。
  忆安握着的我的手一下子放开了,忆安、我,我们同时认出了这个女人。
  是安文。
  安文站在巷口的路灯下,发髻高挽,露出光光的额头和脖颈,在如今这个牛仔短裙遍地流行的城市她依然是一袭丝绸长裙及踝,手里抱着一个两三岁大小的孩子,他小小的圆脸像极了安文。孩子安静得奇怪,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地同他母亲一样看着我们。昔日的安文变得如此丰腴美丽,裸露在外圆润的肩膀和手臂流动着象牙的光泽。
  隔着数米,我依然闻见了一种来自她戴着白手套的高贵十指的异香。
  
  数年的时光从我面前飞速而过,我看见在这些运动着的时光中安文一张张渐进渐清晰的脸,童年的胖胖的安文。少女的快乐的安文。大考时皱着鼻头的安文。走进招生办大院门口时冲我挤挤眼睛的安文。骑在自行车上黑色长裙飘飘的安文。街头撑伞的安文。笑音如珠的安文。十指交握的安文。面容宁静的安文。双手伸出窗外满面泪水的安文……
  
  安文静静地看着我们,她的唇边掠过一丝秋风般的笑意,若有若无的泪光闪过,她侧了一下身体,抱着孩子从我们面前走过。她神秘高贵的丝质黑色长裙几乎扫到地面。裙下无声无息地迈动着的双脚完全看不见。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突然向忆安开口放声笑起来,完全像是为终于得到一个久未能如愿的玩具般开心,他又脆又亮的笑声传得很远,在这笑声后,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这个城市多年前曾流行一时的一首歌:
  
     突然忘了挥别的手,
     含着笑的两行泪,
     像一个绝望的孩子,
     独自站在悬崖边。
     曾经一双无怨的眼,
     风雨后依然没变,
     匆匆一生遗忘多少容颜,
     唯一没忘你的脸。
     飘过青春的梦呀,
     惊醒在沉睡中。
     我用一转身离开的你,
     用我一辈子去忘记……
 
      新婚之夜忆安喝醉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忆安醉酒。忆安醉酒后不哭也不闹,只是一言不发地倒在床上不停地用手揪着衣领来回翻身。大半夜过去了我一直守着他,不断地用热毛巾为他擦汗。做新郎穿的绦丝衬衣挣开了扣,露出大半红热的汗浸浸的胸膛。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地贴近他的身体,漫长的恋爱期里忆安一直举止有度,彬彬有礼。我慢慢地替他扣上扣子。
      天快亮时忆安似乎酒劲过了,我在朦胧中被他伸臂搂住。
      之后,忆安在我身边沉重地倒下。忆安胸膛起伏,我看不见他的脸,只是蜷缩在他胸前任他用腮摩挲我的脸,在这黎明前最黑暗的一段时间里我听见刚刚成为我丈夫的张忆安轻轻的、喃喃的、夹着醉意和睡意的自语。他说:
      “哦——安文比你丰满多了。”
     
  安文的殡仪馆在远郊的城南。这里在数年前还似林海音的某段旧事,现在却是某种身份和地位的竞争。为了给忆安的父亲选墓地,我们去了一趟。因为是夏天,这里漫山漫坡都是青翠的松柏、榆树。一排排类似积木般齐整的黄白两色的二层半房子沿坡铺陈而上。据说这些装修考究、每户带一个巨大花园庭院的房子24小时供应热水而且免收物业费,完全是得益于政府机关比如民政部门政策上的大力支持。这其间有一套是属于我曾经的女伴和朋友、现在的高级美容师安文的。当然,如果不是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逝世,一般情况下安文是不出面亲自做的。她只消在旁边稍做指点即可。
  我们没有见到安文。她的助手接过我们的纸条进去后,没多久就出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走了,他们会把一切做好。
  “你没说是我们来找她吗?”忆安有些着急地说,“我叫张忆安,她是陈心丹。”
  “安老师说了:行。”
  我们在告别室等了整整一天,安文始终没有露面。
  夕阳西下,我们走上了回去的路。小路弯曲着,我们谁也不说话。
  钟声就是这时响起来的,钟声一下一下地响着。我们站在沿坡而上的小路上,我看见积木似的房屋窗棂上有白纱飘动,在树林的上空,一根巨大的烟囱顶端,一股灰白色的烟游戏般的袅然四散。看着眼前的情景,我知道,忆安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已经永远地离开他了。
  自父亲去世以来一直坚韧地沉闷着的忆安突然失声痛哭。他撕心裂肺的痛哭在漫坡的林间随钟声和烟灰四处飘荡。
  
十三
  
  安葬了连长之后,我们班去他的房间为他清理遗物。
  张忆安用三根指头捏着一柄光亮的钥匙,在锁眼里捅了半天,门“叭”的一声开了。一股久违的气息扑面而来。迎面是两面窗,明亮的阳光照进来,照着凝冰未化的窗棂。窗下一桌一椅,左边墙上一幅中国地图,右边一排挂钩,上面一丝不苟地挂着军帽、水壶、挎包、腰带。我仿佛看见连长正从桌子边站起来从墙上取下腰带扎上,拉开门走出去。我甚至听到楼口过道里,脚步声后是一声尖厉的口哨,然后是他那一声厉色疾声的命令:“集合——”
  白布的床单、白布枕套、发白的军用被、胶鞋……一切所见之物均是军用品,这个房间是如此齐整,所有物品都各居其位,被子是一方豆腐块,床单四平八稳。连抽屉里的物品都是井井有条。
  然后我们打开他的箱子。各式大大小小的箱子全是纸箱。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拿了出来。
  在一堆打开的各式大小的纸箱上,厚厚地放着一叠叠一堆堆的军品:军衣军裤八套、军帽四顶、军被三床、大衣三件、军用胶鞋——十双,全是崭新崭新的,连包装都没拆。几乎在每一个箱子里,都有一张军品价拨交费单。
  我仿佛看到连长的老大,那是个男孩子,穿着肥大的军装晃晃荡荡地走在田间;他后面走着老二,一样肥大的军装,脚上的军用胶鞋崭新;老三头戴一顶过大的军帽,最后是连长爱人,穿着旧得没形的军裤,膝弯处鼓出一个大包……我仿佛看见这一队人向连长的家——那个傍山的小山村走去,好大的山坡啊,坡上开满了五色的花,那些花在春天的风里摇啊摆啊。很多的孩子们顺坡而上,他们人人都戴着过大的军帽,暖和柔软的军帽护着他们 花一样的脸,他们的父亲或母亲,身穿旧军服,脚蹬胶鞋,在望不见边的田野间劳作……我们终于明白,永远穿着旧军装的连长用津贴费和这些军用装备为他那个长年靠救济的家乡,带去了一个又一个温暖的冬天。
  床头上放着一件军衣,我抖开,提着两肩在身上比了比。这是他的军衣,他穿过的衣服,离我这么近,他的个子很高,几乎高出我一个半头,我抬起头来才能看到他宽阔的额头……
  “我的天——”张忆安突然轻声叫出来——
  什么东西从我手里的军衣里掉下来,一片又一片飘落——是千年红,一瓣瓣精心压平、收水之后的干燥的千年红花,它那日久弥深的香气轻轻地、无言地散开……
  无数深紫、浅紫色的花瓣纷纷扬扬地漫天飞舞着飘落,它们像无数忧伤的雨点,不知将往哪个忧伤的国度,它们定是踏上那条灰白的延伸的路,在拂晓之前抵达一个男人,已经在多年前就猝然倒下,但是他的影像却活下来,并且影响了一个女人一生的风雨阴晴。
 
十四
 
    熟悉的脚步声传来,近了,近了。卧室昏暗,窗帘上已泛出一点沧桑的白,外面是雨雾,迷离的雨雾。一双脚停在门口,高高的身影印在门玻璃上,我翻身坐起来,阳台通往卧室的门开了,弥漫的水汽和迷离的雨雾同时涌入,他直直地向我走过来——
    是忆安。
    他什么时候醒了站到阳台上的?我知道在所有的雨夜他都会辗转难眠。他的脸和肩都被雨汽浸湿而变得冰凉,如同披着阴影披风。他像一个久违的记忆,慢慢地走近,在这个寂静的、雨意凄迷的黎明,我的丈夫忆安向我张开手臂,水汽扑面,白牙一闪,他轻轻地说:
    “哦,心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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