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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毙1909

论文查重   作者:申志远   时间:2016-06-17    阅读:


1  符拉迪沃斯托克
 
  西伯利亚的风很硬。凌厉的如同原始森林里的蚂蝗附在人的身上吞噬肉里的血,疼痛,发痒。贝加尔湖的寒流10月初就刮过来了。月亮被阴云遮了大半,雾蒙蒙的天空让人倍感压抑,仿佛被窒息在沼泽里喘不过气来。
  午夜时分,巨大的蒸汽机车将从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向大清帝国的哈尔滨。
  1860年,沙皇俄国从清帝国掠走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得到了沙皇梦寐以求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俄语的意思就是征服东方,此后只有大清国的臣民还习惯地将这个城市叫作海参崴,因为那里曾经是中国的。
  在这个远东的滨海小城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潮湿的腥味和水汽,让一切景物都披上朦胧的面纱。火车站像一个巨大的童话城堡,各种铁艺的壁灯环绕在墙上,远望这座尖顶黄房子,在灯火中显得很虚幻,很不真实。
  车站的大钟刚刚敲过12下,瑟瑟风中走来一名表情坚毅的东方男人,他身穿黑色风衣,戴礼帽,双手插在衣兜里。走路步伐很快,并讲究节奏。腰板笔直地沿着石板路走进车站。
  火车站里巨大的日历牌显示:1909年10月21日。
  日历牌子和时间表是活动的,每个字都是巨大的铁牌,到时候一调数字,日子挂在那里,下面的列车时间表是积木式的,也是靠人工移动去调节发车时间,让乘客在哪个方向都能看到。
  男人抬头看看列车时间表,在售票的窗口斟酌了一下,大概是出于经济考虑,从售票员那里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到绥芬河豪华列车的三等车票。
  眼下布尔什维克活动猖獗,令沙皇政府十分头疼,平时车站内外到处都是密探和眼线,有许多耳目混杂在旅客中,还有军官学校的士官生维持秩序。但这个时候,只有若干个摊贩懒洋洋地在叫卖着面包和灌肠,似乎这列火车一发车,他们就要打烊回家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虽然地处远东边城,革命风暴也是一触即发,清帝国南方的革命党,朝鲜抗击日本的义军,跑崴子的商人,做羊毛生意的蒙古人,戴翻毛筒子帽的鞑靼人,来自乌拉尔山的淘金汉,还有卖艺人、流浪汉、妓女、小偷都聚集在火车站里,匆匆行走,成为过客。即使是在深夜,暗处依然潜伏着无数的不可预知的阴谋和秘密。
  是哪个大文豪说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火车掠过的灯光碎片洒在男人的脸上,时隐时现出一张棱角硬朗的面孔。唇上小黑胡剃得整整齐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没有星星的夜晚,黑暗中迎着男人走过来一个光头的男子,在车站内若明若暗的灯光下,两个人在站台相对而立的影子投射到地上被拉得很长很长。
   虽看不清对方的面孔,却似乎能感受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
      光头的男子伸出左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
      东方男人同时也伸出左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双方对视,手握在一起,彼此都用左手抚摸对方的无名指。
 
“                              (独立) ! ” 
  “ Движение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独立)!
 
   如果有听到这两句暗语的人一定会知道,这是一个朝鲜人和一个俄国人在对话。
   一个小皮箱从暗处递了过来,东方男人迅速接过来,转身就走。
   没有客套,没有告别,没有回头。
      光头的俄国人目送男人离去,火车的铃声响起,西伯利亚夜车呼哧呼哧老牛喘气一样启车离开站台,在声声怒吼的汽笛声中呼啸着奔向夜色苍茫的东方。
  男人买的是豪华车的三等车票,听说绥芬河海关检查森严,中国警官对过关的有身份的乘客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那时去中国的哈尔滨,列车有三种车厢,豪华车厢、邮政车厢和货车车厢,达官显贵们选择的是有身份的豪华车厢,贵妇人牵着名犬,花花公子、演员、乐师、银行家都在车厢里谈笑风生,品着免费提供的格瓦斯和伏特加,在金碧辉煌的车厢吃鱼子酱,喝红菜汤,在留声机的交响乐的曲子里,说着怎么去哈尔滨——梦中的东方莫斯科旅行的事情,这样的车厢票价昂贵是自不必说的。邮政车里的乘客大多是平民百姓,为了生计去异国他乡走亲访友,寻找商机 ,货车就是闷罐车,赤贫的穷人和各种运往东方的机器设备工业原料一起,被铁轨送到中国,在那里冒险淘金,完成自己的财富积累。在火车车厢的转弯处,一个俄国的大胡子铁路工人在等待着男人走来,他提起男人的皮箱,一路奔向牵引火车的机车。恰在此时,一队沙俄士兵挨个儿车厢进行例行公事的检查,他们多是来自顿河的哥萨克,军装整齐,态度蛮横,所到之处,一片混乱……
  火车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车站开始变得非常稀少, 在车窗外匆匆后退的风景中,沿途已经看不到任何村庄和居民,黑■■的旷野森林,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深林中星星点点的灯火。
  凌晨时分,男人没有在座位上休息,在一片黑暗中,他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在脑子里梳理自己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他大睁着眼睛,凝视窗外茫茫黑夜。他伫立在车窗前的侧影,远远望去像一尊雕像。
  这是1909年10月一个普通的晚上,一切的秘密都隐藏在夜色里。
      铁轨和车轮铿锵撞击,钢铁的庞然大物前行,谁也不知道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结局……
 
2  绥芬河第五火车站
 
  1898年建的绥芬河火车站的原名叫第五火车站,绥芬,用满语说就是锥子的意思,好像绥芬河里生长着一种尖锐如锥的钉螺,因此得名绥芬河。筑路期间,工程地质人员发现从河谷平原穿过太平岭地段的地质结构极其复杂,不得不将铁路向北移动五十公里。于是,中东铁路沿着绥芬河谷进入中国,俄国人喜欢简单,很多车站名字就用数字代替。河岸的三岔口村就成了第五站,五站也就远离绥芬河建在一个海拔五百多米的山坡上。
    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五站约二百一十公里,傍晌午时分,火车进站,过边境时,中国的警察对过境的乘客搜查得非常仔细,清帝国风雨飘摇,沙皇和中国的皇帝都在面临着革命党和改革派要求新政的威胁,中国南方的革命党,从欧洲和日本走私军火武器,取道俄罗斯入境,五站的绥芬河警方检查繁琐又细致。戴着大盖帽,梳着辫子的警官操着中俄两种语言盘问乘客,不时还要搜身打开行李盘查,鉴于特殊的国际社会环境,中外的旅人对此都见怪不怪。火车上,汉语,朝鲜语,蒙古语,俄语,日语,南腔北调,夹杂着火车的声音,很是热闹!
  绥芬河开埠后,18个国家派驻中国的使节纷至沓来,在这里设立了领事馆,一时间,小小的镇子,飘扬着俄、日、英、法、意、美等国家的旗帜,远远望去,很是壮观。在1909年的秋天,男人透过火车车窗远眺五站,看到的是一个旌旗飘飘富于异国情调的“旗镇”。
  车厢里的人们洗漱之后,各自在座位上休息,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目光注视外面的风景,只是偶尔用余光扫扫周围的乘客。坐在对面的一个茨冈老太太始终在观察着男人,老太太戴着三角帽子,身穿黑色披风,外面围着带流苏的彩色针织披肩。她脸上的皱纹像百年老树的年轮,颈上戴着层层项链。手上涂着绿色指甲油,套着骷髅头的指环。手里把玩着一副塔罗牌,翻来覆去地倒牌,那副牌像施了魔法,无论怎么上下翻飞,都像是粘在茨冈老太的手上……
  “孩子,我为你占卜怎么样?来一卦?”茨冈老太用俄语说。
      男人摇了摇头。
  “孩子,我们吉普赛人的占卜是很准的,让我来猜一猜?你不是中国人,可你懂中国话!”茨冈老太接着说。
  “那么,这回你听懂了?你信上帝,应当是天主教徒,你是朝鲜人,要去哈尔滨?”
   男人略微睁大了细长眼睛,但须臾之间便又恢复了常态。
“来,我再说说,你脸上杀气重重,你身上似乎有火器……”说到这里,她手里的塔罗牌散掉下来,茨冈老太太陷入沉思,拿出一棵纸烟在手指间摩挲……
      男人还是一声不吭,但伸手拿出一根火柴,前倾着笔直的腰板,为茨冈老太点燃了纸烟。茨冈老太吸了口烟,缓缓地说:
   “这回你信我了吧!我的孩子,仁慈的主与你同在!让我看看,火器现在没在你身上!暂时没有……我的孩子,把你的手给我,伸出来……”
  男人的目光温和些了,但仍流露出不太情愿的眼神看着她。
  “我们吉普赛人占卜还是很灵的,沙皇叫我们茨冈人,可我们是通灵的!在仁慈的上帝面前,我们永远是没有祖国,浪迹天涯的孩子。可你是有祖国的。”老太伸手握住男人的手:“孩子,放松,放松……你是名门望族,你是有教养的,你是要干大事情的,你是为了你的国家和人民,你会名扬天下的。”
      男人的腰板挺得更直了,唇上的小黑胡抖了一下。
  “孩子你不要紧张,来抽一张,抽一张……”
  男人伸手抽了一张塔罗牌,翻开是黑桃皇后。他细长的眼睛有些期待地望着老太。
      塔罗牌背后,上面写的是“沉睡太久,起来战斗!”
      茨冈老太收起了纸牌,再不作声了。
      男人从衣兜里拿出一个金币放到茨冈老太的衣袋里。
  很长时间,周围似乎空气都凝固了,只有火车车轮的叮当声,一声汽笛,五站到了!
  “上帝保佑你!我的孩子,主与你同在!” 这声音虚无缥缈,似乎只有男人能够听到 。
  茨冈老太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一顶鸭舌帽戴在男人头上,转身消失在车厢的尽头,快得就好像她从来没出现过。
 
  这一切,对男人来说就像一场梦,可真实的是挂在窗边的礼帽不见了,只有一顶鸭舌帽戴在男人的头上,男人扶了一下帽子,一枚金币从帽子里滚落在地上……
  火车在绥芬河站,过海关是要在换轨厂换轨的。19世纪的俄罗斯铁路选用1.524米轨距宽轨,初衷是出于军事目的考虑,唯恐入侵的外国军队使用铁路系统长驱直人。中国的铁路是标准轨距1.435米,铁轨宽度轨距不能对接,两国之间的国际列车必须换车轮才能继续行进,换轨原理其实很简单,把车皮吊起来再把车轮对换了就可以了,其实跟滑冰换冰刀是一个道理。
  出俄罗斯边境的西伯利亚列车在五站停靠1小时零9分钟,在换轨候车的时间里,男人走出车厢,好奇地观看火车换轮子,一个小个子警察走过来盘查,男人彬彬有礼地说了几句俄语,警察反复审查了他的证件,挥手放行……
  从俄国机车的火车头上,走过来一个大胡子的俄国铁路工人,他戴着大盖帽,手提铁锤和号志灯,背着一个巨大的工具袋,穿过纵横交错的铁轨,从换轨厂走出车站,在车站对面的面包房门前停下脚步,等待男人……
  铁路工人和男人走进车站旁的一条小街,街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他从背上的工具袋里,拿出皮箱,递过来……
 
3  列斯那亚街28号
 
  1909年的哈尔滨,教堂悠远的钟声与火车汽笛的嘶鸣飘落在城市上空。
  西伯利亚列车抵达哈尔滨火车站已是子夜时分,伴随附近的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男人默默祷告后,叫了一辆俄国马夫拉脚的带篷马车,到了列斯那亚街28号时,已是后半夜了。
  列斯那亚街28号在哈尔滨的埠头区,离松花江边也就是5分钟的路程,一幢3层楼的巴洛克建筑矗立在那儿,门口的牌匾上分别用俄、朝、中三种文字写着“金成白诊所”。
  寂静的夜,街灯的光晕像有一层雾,迷离朦胧,男人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观察了一下窗外,窗外星汉灿烂,月光如水,远方北斗七星在闪烁,他拉上窗帘,从桌上的咖啡壶里倒了一杯冷咖啡,喝了一口,同时用火柴擦在墙上点亮一根蜡烛,虔诚地放在高桌的耶稣画像前,“仁慈的主呀,请原谅我。”打开皮箱。从夹层中拿出一支手枪,这是一支比利时赫斯塔尔公司产的约翰·勃朗宁M1900式自动手枪,7.65mm的口径,30m的有效射程,枪柄上的烧蓝冰冷,握在手里又似灼热。他从弹夹上小心翼翼退出子弹,一、二、三……七发7.65mm柯尔特自动手枪子弹散落在桌子上。他慢慢地用锉刀在每一颗子弹的弹头上,锉出一个内凹的十字。男人觉得,这样做是表示自己向主的忏悔和致敬,希望上帝能够保佑他解救苍生的举动,并谅解他动了杀机。而另一方面实际的效用则是这样会加大子弹对人的杀伤力。
    锉子弹沙沙的声音在静夜里显得特别的震撼,男人精心得像是在完成一件工艺品。十月末的哈尔滨已是深秋,但过于专注的他已浑身是汗。脱掉衬衫,用手巾擦汗的男人,低头看了胸口的七颗黑痣,想起火车上的茨冈老太的话。“沉睡太久,起来战斗”,他念叨着。
 
4  依留季昂电影院
 
  男人出现在哈尔滨依留季昂电影院,花5卢布买了一张门票走进去。
  这家电影院坐落在埠头区中国大街的拐角,米黄色的二层小楼造型典雅,女儿墙上的栏杆镶嵌着天使的西洋装饰,不仅视觉舒服,甚至还有一点儿梦幻色彩,能让人联想到光影魔幻的影戏带来的视觉愉悦。影院的一进门的水晶大吊灯璀璨夺目,愈发显得穹顶大厅金碧辉煌。转盘楼梯可以俯视整个剧场。跑堂的检票的有中国人也有洋人,如果有预定,他们还会把热乎乎的手巾、咖啡、点心和糖块送到座位上;如果是雅座,如果你携女士一起观影,还会送上一束鲜花。
  手摇电影机放映的是黑白默片,拍摄的画面很清晰,在一束追光中,出现一个白胡子的瘦老头绅士,面目庄严,贵族派头,他领着一干人等在山间狩猎,一个小孩大约七八岁模样,蹦蹦跳跳跑在前面,他们一起打到一只老虎,从银幕上看白胡子的瘦老头和小孩子情同祖孙……
  一个拿着大喇叭的俄国人通过扩音器用俄语、日语分别在解说,还有一个戴瓜皮帽穿西服的中国通译,在一边用中国话解说,一个小乐队奏起日本的乐曲为这个默片伴奏,黑暗中不时发出观众的喝彩和掌声,因为电影在当时真的是很时髦新奇的玩意!
  男人手里拿着一张俄文报纸,借着银幕闪烁的光,认真地对照一版的大照片,仔细观察电影中的那个白胡子瘦老头,在他眼中,老头脸上的笑容显得那么虚假刻意。
  电影演完了,男人走在中国大街上,刚出黑暗的影院,他的眼睛似乎有些不太适应,江边的圣母领报大教堂在逆光中显得更加神秘庄严,悠扬的的钟声又“当当当”响起,一群白鸽旋风般飞来又飞去。男人又狠狠地盯了一眼报纸,随手放进衣袋里,他摘下鸭舌帽,用它遮着刺眼的阳光,低头朝着教堂方向虔诚地画了个十字……突然他举在空中的手指弯成手枪状,冲着天空比划——“砰砰砰!”男人孩子似的模仿着枪声,刚毅的脸上掠过一丝温暖的笑意……
  只有依留季昂电影院门前的大海报还在招揽着走过的路人,上面画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和小孩子的头像,并用俄、中、日三国文字写着:今日上演西洋影戏,法国摄影师赴东京实地拍摄宫廷豪华猎宴《射虎——日本首相伊藤爵士携朝鲜王子狩猎记》……
 
5  开往哈尔滨的花车
 
  火车穿越东北平原上破晓的迷雾,从长春宽城子方向开来,正沿着中东铁路一路向北,时间是明治四十二年的10月。
  标志着工业文明的汽笛声回荡在这片原本只有农耕渔猎的天地间,火车将与生俱来的宿命感牢固地连接在大地之上,用一种坚定不移的方式将一切拽入前进的轨迹。豪华贵宾车厢里端坐着一位白须老者,在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对弈下棋,他手执云子,悬空思考,神色凝重深沉,似在打算很多手以后的应对了。对面的年轻的棋手大概棋力有限,见招拆招,来不及顾及许多。
  留声机的唱片里放出的是西洋的交响乐,雄浑苍凉,一曲终了,手谈结束。
  与医师小山善下完围棋,伊藤感到有些疲倦,68岁的人了,在宦海中奔波忙碌了一生,也是该歇歇了。他点燃一棵雪茄,在飘扬的烟雾中,整理自己的思绪。
  在樱花之国的民众眼中,他是日本的现代化之父。而自知之明告诉他,在中国人和朝鲜人的眼里,他是令人憎恨和受人诅咒的。这个白须老者就是伊藤博文。
  这次私人旅行始于10月14日,伊藤博文的私人秘书古谷久纲,医师小山善,诗人森槐南与他同行,几个人在轮船和火车上饮酒赋诗,读书畅谈,看海上的日出,听铁轨的铿锵,漫长的旅行也显得诗意盎然。
  车厢门开了,一个西装笔挺彬彬有礼的中年人提着一个皮封面的大纸本子走进来。
  “公爵,您累了吧!”
  “森槐君,我们接着开始吗?”
  森槐南是一位诗人,诗作很受伊藤欣赏,对中国历史和古典诗词也颇有研究。此行陪同伊藤,森槐南不仅想看看中国风光,更主要的意图是想给这位四度担任总理大臣、刚刚卸任的朝鲜统监写一本传记。
  伊藤博文对他的动议既没有同意,也没有拒绝,他的意思是写写看。
  俩人坐在座位上,伊藤随手递过一本线装的中国古书《三国志》,问森槐南认为三国里谁是真正的英雄。森槐南自然也是熟读此书,但是他表示更愿意听听公爵大人的高见。
     “曹孟德,我认为只有曹孟德才是三国里的英雄。我想,真正看完《三国志》的有识之士都会这么认为。可是大部分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却痛恨曹操,为什么?”
      “因为《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更广为人知。”森槐南回答完这句话,看到伊藤博文深以为是的表情,也不禁为自己的答案有几分得意。心中也明白了公爵大人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人言可畏,特别是对历史上有争议的一些人物,看来公爵大人心中还是倾向于同意自己给他写传记的。       
    伊藤博文自顾自地接着说,我欣赏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看过他的一本传记写得就很传神。还有俄国的彼得大帝,最近也有一本关于他的书,认为他将西方文明引入俄国,改造俄国,居功至伟。事实上,这也是我开蒙朝鲜人民的榜样。所以传记最重要的不是写传主干了什么事情,而是应该通过他做的事情,写出他这个人的精神。森槐君,你一路上在想什么我都知道,那么,你有这个信心,写好日本的伊藤博文吗。说到这儿,伊藤颇为庄严地挺直了上身,看向森槐南。 “您为日本国民所做的一切,日后定将轰动世界,您学习西方文明,帮助朝鲜的义举,酷似俄国托尔斯泰在《复活》中对罪恶灵魂救赎,所以属下不才,但愿当此重任,将您的丰功伟绩写入书中,随您的美名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听到13岁写汉诗,16岁填词,被誉为“东京真才子”的森槐南的评价和决心,伊藤虽然表面上不置可否,但是心中还是满意的,觉得自己把森槐南从一个修史小吏擢升为内阁二等秘书还是没看错人。
   伊藤将吸完的雪茄按在一个精美的白瓷烟罐里,另一只手把玩着一个英国出品的地球仪,在旋转的地球中,聆听着车轮和铁轨的碰撞声,他神思飞扬。22岁的他被派去英国学习海军,在那里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洗礼。回国后,他成为了明治维新中坚定的少壮改革派。并在明治二年力排众议,向英国借款修筑了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因为他深知,每条铁路的前世今生,都深藏着人类追寻科学技术之大道。日本不修铁路,不发展工业,不仅追赶不上西方诸国,就是未来在世界站稳脚跟恐怕都非易事。因此他顶着强大的压力,即使被称为国贼,即使运输业者,贩夫走卒,轿夫,船运业者联合起来激烈反对,即使屡屡收到暗杀的威胁……他仍然坚持认为,无论火车从何而来,又奔向何方!所到之处,不仅带来的是自然风景的改变,更是国家命运的流转。 
  森槐南的大本子上,是这样记录伊藤博文关于这件事最后的回忆的:“……到了明治三年的时候,铺设铁路的工程由英国工程师木列卢经手动工,到明治五年9月,工程竣工。举行铁路开业礼的那天,盛况空前,天皇陛下也亲临现场,并赐我宝剑一口,赏金六百……”
   经过一个明治维新,日本由这条铁路开始加快了工业发展的脚步,到1909年日本作为日俄战争的胜利者,已经将中东铁路宽城子以南的控制权掌握在了自己手中。伊藤博文在这条铁路上疾驰,更是带着胜利者视察战利品的心态。
  按照森槐南大本子上的记载:
  “10月22日,伊藤博文一行由陆路到达辽宁,沿途受到大清国官方的热烈欢迎,在大连,伊藤博文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总部,这里原来是俄国人修建的中东铁路大连事务所。盛大的欢迎会上,应地主的邀请,他做了简短的讲演,主要内容是忠告在大清国东北的日本人,一切措施必须始终以和平主义为指导!在旅顺,日俄战争前俄罗斯远东总督府被日本的‘关东都督府’取代,成为对大清帝国东北南部进行殖民统治的心脏。伊藤博文不顾旅途的疲劳和68岁的高龄,亲自爬上尔灵山去凭吊203高地遗址,站在日俄战争中这座最惨烈难攻的山头要塞攻防战遗址,伊藤博文感慨万千……
  “25日抵达长春,赴大清国道台的晚宴,晚11时,乘坐中东铁路为他提供的被称之为花车的贵宾车,驶向旅行最后的目的地——哈尔滨。”
  26日早晨,伊藤醒得很早,在行进的火车上,一时兴致大发,嘱咐秘书古谷久纲备好笔墨纸砚。他从小就勤习书法,笔力不错,一辈子又迷恋吟诗作诗,这也是他欣赏森槐南并收做幕僚的原因,被他网罗在身边的年轻人也都是文思敏捷。他平日借酒兴创作的诗,也偶有佳作。
  “秋晚辞家上远程,车窗谈尽听虫声。明朝渤海波千尺,欲悼忠魂是此行。”
  笔走龙蛇,在铺开的宣纸上,伊藤泼墨写下汉诗。
  “好诗好诗,前两句意境浓郁,后两句还有家国情怀。”森槐南端详着书法,逐句点评,伊藤听别人夸奖自己的作品,心情自是愉悦。
  “森槐君,我的诗作虽不能和您相比,可是关于我的记录,将来还得靠您笔下生花!你要向中国的司马史公一样,如实记下我的一切呀!”
  “阁下的诗词深奥,句句华章,只是后两句有些不明,请赐教?”一旁的古谷久纲插话说,公爵半天没有理他,显然有些失落,于是自作聪明地提问,以期得到回应。
      伊藤博文捻了捻白须,微笑的面孔突然凝重起来,沉默不语。他一这样,搞得整个车厢一下子静了下来。
      森槐南眼看公爵脸色不对,为了缓解气氛,说公爵阁下,马上到哈尔滨了。让我想起,我收集到的一条您和哈尔滨有关的故事,正好故事的本尊在这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帮助我鉴别一下真伪。伊藤博文一下子来了兴趣,说森槐君别卖关子,请说吧。
  森槐南再次打开了他的大本子,翻了几页看了几眼后说,日俄战争期间, 有几位英勇的武士在哈尔滨玉碎,您为了这几位勇士,签署军方文件,指示所有的报纸,隆重宣传报道“冲侦助、横川省三”等帝国武士玉碎壮举,日本广大国民由此而知道了大清国有个因铁路而诞生的新城市叫哈尔滨……说到这儿,森槐南顿了一下,说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呢。
   恰在此时,列车轰隆隆穿过一条隧道,从黑漆漆的隧道出来,阳光又照进了车厢,伊藤边听边点头说,确有此事,我要去哈尔滨,到时候,要与俄国人谈,给玉碎的武士立碑塑像,纪念大日本帝国飘落异乡的亡魂……
  几个小时后,当森槐南的肩膀和手腕在哈尔滨火车站被一颗“勃朗宁”手枪的子弹贯穿时,在巨大的惊吓和疼痛中,突然“秋晚辞家上远程”和“欲悼忠魂是此行”的诗句闪出在他的脑海里,化作一句中国成语“一语成谶”。
  几年以后,森槐南写伊藤的传记时,遇到一个问题,伊藤公爵去哈尔滨做什么?
  “明治四十二年,美国提出要出资修筑一条连接京奉到齐齐哈尔和嫩江口的铁路,并邀请清朝要员去美国会谈。美国的铁路大王哈里曼又提出了一个收买中东铁路的计划。美国的大手笔引起了日俄双方的不安,这意味着将危及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实际利益。为了防止美国渗透中国东北,日俄两国急于见面商谈对策,重新划分日俄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于是,伊藤博文身负重大使命,作为天皇的秘密特使来到哈尔滨。”
  可,是这样吗?当时他已经下野,心生告老还乡归隐田园之意了。想到这儿,森槐南又将已经写好的这几行字划掉。
  森槐南没能写完传记,因枪伤复发,1911年卒于东京,是年49岁。
    临终前,他为传记做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找到了一封来自哈尔滨的信。
  “伊藤君,想我们年少时在上野看樱花的情景如在眼前,我在哈尔滨,从一种叫电影的影戏中看到了您,如果您来,我们一起看影戏,我想象不出,君在影戏上看到自己是什么样子!伊藤君,想我们在京都抵园年轻的日子,我就想,您这一生有一天会被拍成影戏吗?愿我们相会在哈尔滨!明治四十二年”
  署名和地址在下一页上,已经佚失,就成了永远的秘密。
  行进的列车快到哈尔滨了,满铁总裁中村,总领事川上,满铁理事田中,还有俄罗斯方面派来出迎的阿发纳舍夫少将带来的多名护卫军官一起来接迎伊藤公爵,并汇报了安保情况。伊藤略微不快,说,不要骚扰平民百姓,刚刚车过蔡家沟,封锁车站,你看站外的老百姓是什么眼神看我们!
  森槐南和伊藤一起■望车站,入站口3个青年人仇恨的眼睛像要冒火,一边咒骂,一边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火车,恰好与伊藤公爵对视。
  互相寒暄问候时,有俄国士兵来报,哈尔滨站,到了!
  这时,豪华花车上的大钟正好敲响了十下……
 
6  施大人
 
  道台衙门坐落在松花江边的一座青砖的宅院中,作为道台府邸的后院的大门朝后开,冲着江边。
  一座珐琅瓷银质地的自鸣钟,几个小天使在跳舞,白银雕琢的眼镜洋人哈哈哈哈大笑,用锤子击打大钟,于是钟鸣响了六下。钟声打破早晨的静寂,悠扬地回荡,这件屋子家具和装饰十分别致,红木家具,西洋油画,中堂的墙上挂着一张七彩印刷的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摆设和用具都是舶来品,主人的白色衬衫也是那种穿西装才搭配的,只不过脑后依然垂着长长的辫子。
  一张唱片在留声机里缓缓转动,贝多芬的音乐给晨光中的书房注入一种别样的情调。穿西式白色衬衫的中年人端坐在餐桌前,翻开了俄文的《远东报》。仆人见大人已经起身,忙端上来准备好的早餐。
    “早上好,大人,这是您的早餐。”
    “Good morning,thank you!”
  仆人虽然听不懂,但是知道那是大人在向他问早上好。
  一双筷子、一个调羹、一个碟子和一块叠得整整齐齐雪白的餐巾,土豆色拉、面包、里道斯、江浙的酱菜,火腿、白粥,大马哈鱼子酱。还有一小杯绍兴黄酒,他感觉远远胜于日本的清酒、德国的莱茵河白葡萄酒或法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喝起来有家乡的滋味。丰盛讲究,中西合璧的早餐也并没有让他开颜,他的温文尔雅中掩盖不住的是一种莫名的焦虑。
      这位儒雅的中年人是拥有哲学博士学位,康奈尔大学毕业的Alfred sze。现在是滨江关道改为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后的首任道台——施肇基。
  吏部调他来哈尔滨任道台,是经过一番考量的。出生于苏州的施肇基,9岁就进入南京同文馆学习英文。光绪十九年(1893),16岁的他随朝廷派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杨儒赴美国,充任翻译生,在华盛顿市立中学学习。而后进入康奈尔大学继续深造,成为这所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获得了文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是第一位在美国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学生。甲午海战后,日本势力大量涌入东北,清廷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出于“以夷制夷”的考虑,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经营中东铁路。但结果是东北的日俄势力日益强大。哈尔滨的情况更加错综复杂,虽然是大清国土,但是俄人因铁路居者甚多,有十万之众,于是乎有着深厚洋务背景的施肇基,成为了新道台的不二人选。
  南方人游历了世界,并不在乎北方的生活差异。多年的海外生涯,使施肇基有着西式的生活习惯,其中就包括每天出门前看报纸上的天气预报,1909年10月26日这天是个晴天,哈尔滨气象台在《远东报》上发布的天气预报是:天气晴。除此之外他也会兼顾东方的行动指南,《远东报》下边的中文皇历说,“宜:祭祀,求财,签约,嫁娶,订盟”,“忌:开市,安床,安葬,入宅,破土。”施肇基特意看了这个皇历,预测一下今天的运气,看完报纸,喝完咖啡,施肇基摘下眼镜,闭目却不能养神,脑子思考着今天要办的几件要事。
  这时,他的师爷贾云超走了进来,给施大人用英文请过安后,谈起了眼下令施大人萦绕于怀的这件事。
  “日本伊藤莅临哈尔滨,俄方请您一同迎接,大人您怎么看呀?”
  “外交礼节不能失,欢迎会是一定要去的。”
  “明治维新后,伊藤致力于变革,使闭塞蒙昧的岛国走向世界,能够会晤一下,倒也是个机会,可是他是个老狐狸,连李中堂都不是他的对手。”
  “甲午之祸,台湾失落,的确都与此人有关,日人称他为‘东方俾斯麦’,不过这白须老翁的确有他的治国之道。”
    “关键是别有什么麻烦,快点离开,莫给朝廷添乱,让大清国和哈尔滨太太平平的,这才是根本……”
  “是啊,日人奸诈,变化无常;俄人凶悍,信义难讲。他们见面,对我东北现状有害无利。他此次虽对外称是以私人身份,但肯定没那么简单。我想,如有机会,能探探他此次来哈之意更好。即使不能,能从他谈话中听出些端倪也算是收获……”
  仆人提醒:“大人,该出发了!”
  施肇基简单整理一下,换上官服。
  仆人问,“大人,坐汽车,马车还是乘轿子?”
  “汽车!”临出门时,施大人给师爷扔下一句话:“请到那个拍电影的俄国摄影师了吗!”
 
7  摄影师考布斯基
  
火车应该是哈尔滨这个城市的吉祥物。
  用犹太人考布斯基的话来说,是上帝带给这块土地人民的福音。在1898年,他乘着火轮,随着俄国的远征军来到哈尔滨,命运之神就向他伸出手来,他成了上帝的宠儿。
  作为随军记者,他拥有一架德国的莱卡照相机,正是因为这个魔盒,他知道了在法国巴黎还有一对名叫卢米埃尔的兄弟,他们俩发明了电影摄影机,让照片变成了活动的画面,让这个出生在彼得堡的画师的儿子,成了“东方巴黎”掘金的富翁。电影在神秘的东方帮他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之前,他曾经亲赴法兰西首都巴黎,虚心地向卢米埃尔兄弟学习了电影术,知道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放映机聚光镜片是装有水的实验瓶,光源是照明用的弧光灯,放映速度是每秒16格,手动摇柄在拍摄时就是摄影机。巴黎学艺归来,他就给俄国士兵们放电影。他先在田家烧锅(现香坊区)中东铁路俱乐部一带,露天放映他从巴黎带回来的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工厂大门》等电影片子,再后来,到了1905年,也就是大清帝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在北京丰泰照相馆开拍的时候,考布斯基已经用放电影赚得银子添置了房产,在埠头区中国大街(现道里区中央大街)的拐角,开设了哈尔滨第一家电影院——依留季昂,这“西洋影戏”尤其受俄人侨民和哈尔滨土著的喜爱,梳着大辫子的中国人走出茶馆、烟馆、窑子和各种名堂的逍遥乐园,从傅家甸(现道外区)、田家烧锅、秦家岗(现南岗区)纷纷坐马车、洋车,甚至徒步来看西洋景。
  考布斯基发迹了,但他热爱的工作还是照相,当然还有拍电影。他还收了好几个徒弟,有中俄混血儿安德森,捷克斯坦电影院看门人的儿子张玉楼,给他收拾房间做饭的茨冈人安娜的弟弟舒拉。他从来不教他的徒弟摄影手艺,平时也不让徒弟们碰他用来赚钱的照相机和电影机,只是用他们扛机器、片筒和三角架。
    考布斯基的宝贝就是他的电影摄影机,这是1902年德国生产的蔡司依柯牌。是全世界第一代使用35毫米胶片的机器,手摇驱动19格16米长的圆筒胶片,机身和暗盒都是木制的。配有四个腿的支架,茶色的木头盒子,银质的摇把,这个奇妙的魔匣子是他的印钞机,哈尔滨的重大事情,都要请这个犹太人到场,因为整个城市只有他会拍摄电影。用捷克斯坦电影院看门人张德忠的话说就是,拍“西洋影戏”,考先生在咱们哈拉滨是蝎子■■——独一份呀!考先生愿意听这话,这不是恭维,这是中国土著的首肯呀。
  马车夫将装有电影机的手提箱、片筒、四爪的三脚架都搬上了马车,然后将考布斯基搀上踏板,马车夫灰眼睛、红胡子,这个高加索人在日俄战争的203高地上炸断了腿,成了瘸子,靠赶马车为生,城市生活使这个嗜血的士兵变成了一个温和守礼的人,曾经狰狞的面孔也显得平和了许多。待考布斯基坐好,马车夫右手拽了一下棚檐悬下的铜铃,清脆悦耳的铃声如音乐般悠扬,他甩了甩鞭子,木轮的马车沿着圣·伊维尔教堂向火车站驶去。马车的轮子转起来,带起烟尘,路上行人不多,店铺的门板窗板仿佛还都在沉睡着,考布斯基也闭起眼睛。“当、当、当……”圣·尼古拉大教堂的钟声从远处沉闷地传来,考布斯基睁开眼睛,微笑着掏出怀表,表上精制的珐琅在灿烂阳光下反着银光,晃得他不得不眯起眼睛,侧了侧身,他才看清,表针正指向七点。他抬起头,看到座位对面放着的巨大手提箱,他再一次微笑……
  火车站坐落在秦家岗,中东铁路穿越了整个哈尔滨,由埠头区到秦家岗被铁路拦腰隔断,帝俄政府1902年修筑了这座木桥。二十多年后,才由设计师符·阿·巴利、工程师彼·谢·斯维利多夫设计施工了霁虹桥。马车咿咿呀呀地驶过木桥,此时,一列火车驶过,白色的烟雾笼罩在桥头,遮盖了马车和桥上的行人。一路上考布斯基心想:今天这个片子拍好了应该又是一笔很好的买卖。 1909年的哈尔滨火车站是一座别致的建筑,米黄色的墙在早晨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明朗,这个车站的设计采用了欧洲和俄罗斯盛行的新艺术运动风格,视觉舒展开阔,远看像彼得堡的冬宫后花园的大门一样优雅别致。北方秋天来得早,站前周围的花园虽然被侍弄得依旧是浓浓的绿色,可是已经枯萎的枝叶给绿色披上一片金黄,让人突然有了关于田野收获农夫麦子土地什么的联想。
  由于俄国财政部长戈果甫佐夫今天要迎接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爵士,帝俄的宪兵很早就把火车站的广场给封锁了。警察、士兵、便衣、日本的嘱托(密探)都云集在这里,刚刚辞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公爵在日本政坛可谓举足轻重,哈尔滨的日本人、俄国人都组织了庞大的欢迎队伍,挥舞着日本国旗、沙俄的旗帜、满清的龙旗迎接伊藤公爵。 8点钟,考布斯基的马车来到了火车站。他的三个学徒安德森,张玉楼,舒拉早在这里等他了,三个少年将他的宝贝,木盒子电影机,四爪三角架和器材一齐搬走,考布斯基一再叮嘱:小心,小心,别碰了镜头……
  广场前荷枪实弹的隶属于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帝俄宪兵在入站口仔细盘查每一个进站的旅客,必须车票和证件齐全才能进站。考布斯基走在前面,哈尔滨铁路警察署的警长列宾·尼基胡罗夫亲自在入站口督阵,列宾看到考布斯基一扬手,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帝俄宪兵就立马闪出一条道让考布斯基过去,哈尔滨的这些俄国人都知道考布斯基是个带着魔匣的人。走过入站口的铁门时,扛架子的安德森被门槛绊了一个趔趄,三角架从他的肩上跌落,一只手紧紧地攥住了笨重粗大的三角架,安德森一回头,一个戴着鸭舌帽,留着小胡子,穿黑色西服套装的日本人帮他扶起了三角架,这位绅士彬彬有礼,他用胳膊夹起三角架,扶着安德森的肩走进了火车站,日本绅士后边还跟着个小跟班。
  一行人进了火车站站台,介绍车次的广播时间才八点一刻。站台上站满了日本侨民高举着写着“奉迎”的条幅和木牌,满场飘扬着太阳旗和纸做的樱花,中东铁路管理局的军乐队仪仗队正在调整乐器。人群的前面是道台施肇基大人带着一干官员也在等候着日本客人的到来。
  考布斯基在站台选好一个拍摄位置,用手轻轻地做了一个手势,吹了一声口哨,三个学徒立即忙活起来。安德森立好三角架,张玉楼和舒拉抬起异常沉重的铁箱,从中端出电影机,安置在三角架上,整个过程舒缓有度,考布斯基喜欢这种富有宗教味道的仪式感,在享受这个过程中,他觉得自己和上帝离得仿佛都更近了些。他戴上眼镜,将一块黑布蒙在电影机上,把胶片盒从片筒中放进电影机,用手摇摇柄将胶片挂在了机器上。而后,考布斯基将脖子上挂着的测光表冲着太阳照了照,眯缝起眼睛,用食指和中指冲舒拉打了一个响指。舒拉立刻从器材箱里拿出一个超大的镁光泡,用电石打了几下,只听噗的一声,镁光灯管亮了一下,考布斯基趴在镜头前,冲三个学徒挥了挥手,示意光距调好了。每次拍电影之前考布斯基都是这样认真做功课,这个犹太人话不多,大凡有关他魔盒的奥秘从来不让他的学徒们知道,他只是喜欢让三个男孩永远跟在他身后。考布斯基调整电影机的场面吸引了很多人,帝俄的士兵、日本浪人都在远远地观看,而那个帮助拿三角架的日本绅士则一直站在考布斯基的身后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八点三十分,距离火车进站还有三十分钟,考布斯基走进了站台旁的一个咖啡馆,他要了一杯俄国红茶,加上方糖,慢慢地品,透过落地玻璃窗他观察着站台上忙碌的人群。一抬头,刚才那个戴着鸭舌帽的绅士正坐在对面喝茶,他似乎和一个小跟班耳语了什么,小跟班扭头走了,之后,绅士优雅地抽着烟,昂头注视着窗外,旁边一个报童模样的人递上了一份报纸,绅士看完报纸在茶杯下压下一张羌帖作为茶钱,走进站里……那是一张《远东报》,头版的标题是《伊藤公爵携15名随员26日抵哈会晤俄罗斯帝国政府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此举共商远东大事》。
  差五分钟九点的时候,载着伊藤的专列驶进了火车站,这是一台蒸汽机和三个特别车厢编组的专列,帝俄仪仗队奏响了欢迎曲《艾玛进行曲》,哈尔滨铁路交响乐队的指挥哈里可夫投入地挥动着指挥棒,口中应和着旋律,陶醉其中。
  巨大的蒸汽机车冒着白烟驶进了月台,像一匹脱缰的野马被突然勒在悬崖边,呼呼地喘着粗气,考布斯基的眼镜在白烟中泛上一层水雾,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开始调整取景器准备拍摄。车站的大钟“咚咚咚”响了9下,钟声被淹没在嘈杂的欢迎乐曲中,列车停在了站台上,俄财政大臣戈果甫佐夫登上了专列去迎接伊藤公爵,约二十分钟后,随伊藤两人双双走下火车,在戈果甫佐夫的陪同下开始检阅帝俄的仪仗队,考布斯基在镜头里看到伊藤爵士是个白胡子的老头,虽然脸上微笑,但是他的眼睛却闪着一缕寒光,透出不可一世的傲慢,让考布斯基禁不住打了一个激灵。
  伊藤的身后跟着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中村、日本驻哈总领事川上、满铁理事田中、秘书官森泰二郎等随从,他们跟着伊藤一起检阅了仪仗队。伊藤爵士以一种外交家的从容平和,微笑着频频向欢迎队伍挥手。清政府的官员和各国领事、也都站在欢迎队伍中,伊藤特意与施肇基握手致意,之后还向清军的吹打队列致意,刻意强调了一下大清国的地主身份。检阅完毕,伊藤一行折回,迎着考布斯基的电影机走来,考布斯基用手摇着电影机,随着沙沙的机械声,胶片记录下了欢迎伊藤爵士的盛大场面。
      1909年的电影机是相当的笨重,根本无法随着被拍摄物体而移动,只能凭着摄影师的感觉调整焦距,拍摄的速度全靠摄影师手摇的经验把握,如果摄影师的手哆嗦了,画面就会虚掉,三个小学徒每人把着三角架的一个底座,考布斯基摇着手柄移动镜头时,突然看到了那个戴鸭舌帽黑胡子的绅士出现在镜头里,他笔直地在俄国仪仗队士兵的后面,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动机,考布斯基稍稍偏了偏摄影机,似乎是想给那个绅士一个镜头。这时,戴鸭舌帽的绅士突然从怀里掏出了一支手枪,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考布斯基认识,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勃朗宁手枪,当他摇下摄影机手柄时,枪声响起……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站台上所有的人都傻了眼,上帝选择了考布斯基,魔盒还在沙沙响着,收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原貌。
  在镜头中他看到,伊藤爵士倒在了血泊中,这一切几乎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伊藤爵士扑倒在地,中村等人上前搀扶,戴鸭舌帽的绅士冲出仪仗队朝伊藤的随从们连续开枪,中村等也都纷纷中弹倒地,场面大乱,一分钟之内,回过神来的俄国军警立刻扑向刺客,扭住了西服绅士,刺客甩掉了手枪,仰天大笑,用俄语高呼: 高利雅,乌拉!高利雅——乌拉!!高利雅——乌拉!!!恰在此时,考布斯基的胶片盒满了。小学徒张玉楼说:有刺客。舒拉捂了捂耳朵说:我数了,一共响了七枪。考布斯基迅速换上了另一本胶片。
  这时站台上的混乱达到了极致,欢迎的仪仗队、军乐队、各国领事作鸟兽散,遍地的樱花和旗帜,刚才激动得高呼“班再(日语:万岁)”的队伍也没了踪影。日本方面的宪兵和警卫人员惊慌失措,将现场可疑的人全部抓走。那个戴鸭舌帽的绅士被拷上手铐押送去车站里的铁路警署,戴鸭舌帽的绅士在俄国军警的簇拥下挣扎着,发出“高利雅——乌拉!”的呼喊,挣扎时被军警弄掉了头上的鸭舌帽,站台上,一个提着信号灯的巡路的中国铁路工人捡起他遗落在地上的鸭舌帽,紧追几步,递了过去,一个俄国警察大声呵斥着,铁路工人用俄语解释了几句。绅士显然听懂了,不再呼喊,铁路工人帮他戴上帽子,扶正,立刻就被推开,军警押解着绅士,跨过纵横交错的铁轨,踯躅而去……绅士一再回头,向铁路工人行注目礼,并用俄语说了什么,火车站的汽笛声,氤氲的水蒸气彻底地淹没了这一切,什么也听不到了。在铁路工人的视野里,他们的身影越来越远……
  考布斯基换上第二本胶片时,他的三个学徒早已把他的宝贝魔盒搬到了月台回廊的柱子下,三个小家伙很兴奋地等着看西洋景,而考布斯基则从魔盒的沙沙声中又一次听到了财富的召唤。镜头中,戈果甫佐夫早已不知去向,大清官员施肇基孤独地站在月台上,神情庄重,似在思索什么,在差人提醒簇拥下走出车站……
  一年后,当考布斯基在同一地点拍摄施肇基欢迎南洋归来的伍连德博士来哈尔滨帮助消除疫情的电影时,施肇基施大人依然是这样一副忧国忧民的样子。
  伊藤爵士被抬上了专列,火车被俄国宪兵和日本警卫封锁了,考布斯基上前交涉说:伊藤爵士怎么样了?我是戈果甫佐夫的朋友,奉命要把伊藤爵士到哈的全过程拍摄下来。两个小个子的日本男子蛮横地把考布斯基轰下了专列。考先生没有死心,带着小学徒和他的魔盒,蹲守在车厢旁。 11时30分,正午的太阳照在站台上,匆匆赶来的俄国医生和日本医生走出了车厢,考布斯基凑上前去问:伊藤爵士怎么样了?那个长得像果戈里的俄国医生用手抹了一下脖子,夸张地两肩一耸,顺手将擦着手上血迹的手套扔在铁轨下,提着医箱扬长而去。此时,一片白烟和水汽笼罩了月台,巨大的钢铁车轮缓缓移动,汽笛长鸣,专列按原路驶回……
  考布斯基的这本胶片最后定格在一辆远去的蒸汽机车的背影上。考布斯基的怀表,指针指向是11点40分。
  师徒一行走出哈尔滨火车站时,恰好碰上了警长列宾,他正在给往火车站里闯的一个朝鲜人戴手铐,那个年轻人质问列宾,说的一口朝鲜话,考布斯基认出,这个人就是刺客身后的跟班,在咖啡馆里和刺客分手的人。
  考布斯基问,情况怎么样?列宾警长说:刺客是朝鲜人,叫安应七。接着警长恼火地向他抱怨道:上帝啊,这不是要我好看吗!他要是不喊高利雅乌拉,还真分不清他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我要把他交给日本人。惹了这么大的祸,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三个学徒在火车站前的俄国军官俱乐部大门口找到等在那里的马车夫,舒拉说:“本来戈果甫佐夫和伊藤爵士就是要住在这里的。”安德森说:“我看见那个刺客的左手无名指少了一截。”舒拉说:“你怎么知道的?”“他帮忙搬架子的时候我看到的……”“不要跟别人说,他帮我们拿了架子,会惹麻烦的。”马车夫说。“断指团应该是朝鲜的杀手,他们很厉害呀!”“那么现在,伊藤呢?”小个子的中国孩子张玉楼说:“见上帝去了。”马车夫将考布斯基搀上马车,告别了三个学徒,用右手摇了一下风铃,画了个十字说一声:“阿门!”马蹄■■,木轮马车沿着埠头区的木桥绝尘而去。
    14时,考布斯基走进了他的暗室,洗印上午拍摄的胶片,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他将胶片连在了一起,然后用俄文、中文、日文字幕制作了电影片名《朝鲜刺客安应七行刺伊藤爵士》。做完这个片子,他把为他做饭的茨岗女人,电影院看门的老张头,还有俄国兵营的几个士兵都喊到了圣·伊维尔教堂的一个大屋子里,考布斯基再一次打开了他的魔盒,用手摇电影机在教堂的白墙上放映了这段电影……茨岗女人的惊声尖叫、俄国大兵的号叫、老张头的感慨让考布斯基知道自己成功了。
  晚上,列宾警长差人来找考布斯基,让他把白天拍摄的胶片全部送到铁路警察署去,考布斯基只得又给他加洗了一套。第二天,由考布斯基拍摄的电影《朝鲜刺客安应七行刺伊藤爵士》在捷克斯坦电影院首映。上映前,哈尔滨铁路交响乐团的乐师们在银幕前,演奏《艾玛进行曲》,又是那个车站的指挥哈里可夫,具有表演色彩的夸张地手舞足蹈,几乎抢了电影的风头。待灯一闭,胶片投映在银幕上,放映厅里就有人用俄语、汉语、日语、朝鲜语进行现场解说。“日本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公爵访问哈尔滨会晤俄国财政部长戈果甫佐夫被潜伏在车站的朝鲜刺客安应七刺杀,伊藤博文公爵身中三枪,川上总领事腕部中一枪,满铁理事田中腿部中枪,诗人森槐南被一弹贯通肩与腕……俄国彼得堡首席电影摄影师考布斯基现场独家拍摄。”
      1909年10月27日,是考布斯基名垂青史的日子,这一天,他拍摄的新闻记录电影在哈尔滨的十几家影院同时上映。半个月之内,这个电影的拷贝分别被卖到了上海、莫斯科、东京、纽约、伦敦,还有他学习电影技术的巴黎。
  当然除了这些地方,他还被请到傅家甸的道台府里,为此地清政府的最高长官作了单独放映。施肇基一边看电影,一边苦苦思索。他担心的是日本人节外生枝,借口伊藤被刺施压朝廷,使国家利益受损。事后证明,他当时所做的处置可称得上是冷静果断。施大人在26日当天,就传令傅家甸电报局,电报从今日起,只准收存,不许发放。随后,又电告外务部,在此案调查清楚,全案报部之前,请勿发表任何文件。若有人问及此事,政府千万不可有“保护不周”之道歉语句,贻日人以口实。其后他又从俄人处获得安重根口供,除电报外务部外,另代撰英文通讯一篇备外务部交北京日报英文版发表。待该通讯在北京刊出之后,才解除了傅家甸电报局“扣电”之禁令,其所积压之各国通讯电稿,才纷纷发出。这样做在国际舆论上占领了先机,可以说既维护了国家尊严,又杜绝了日本节外生枝,使中国免除了可能出现的外交纠纷而受损。 
  几天后,考布斯基用列宾处得来资料改写了解说词, “刺客安应七是朝鲜人,名字叫安重根,出生在朝鲜黄海道海州府,时年三十岁,他在伊藤爵士莅临哈尔滨的火车站刺杀了这位68岁的前朝鲜统监。安重根军人出身,他是一个神枪手,近在咫尺,伊藤爵士的随从都被击中,唯独俄罗斯帝国财政部长戈果甫佐夫毫发未伤……”
    
8  高丽雅,乌拉
 
   以上的这些,是我的一个朋友林众在世的时候讲给我听的。后来我也看了相关史料,发现他讲得和那些书上写得差不多。但是还有一些和书上不太一样的地方。我不是搞历史研究的,对那些出入倒也并不在意。但作为一个电影爱好者,他讲诉中的考布斯基拍摄的那段“影戏”倒是着实迷住了我。他也是个电影迷,当时我们俩人为了谁看过更多的电影,谁能背诵下更多的桥段,哼唱出更多的电影插曲,着实较量过一阵。为了想知道他当时是不是为了证明他比我懂得更多,而无中生有编了这一段。我下大力气查了好多相关资料,但是最终只是在一本叫《哈尔滨电影志》的书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记载:中国第一家电影院1905年出现在哈尔滨中国大街,经营者为俄国随军记者考布斯基。1909年10月25日上午9时30分,考布斯基现场拍摄了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的电影,这也是有历史记载的哈尔滨拍摄的第一部新闻纪录电影。
  他生前,这成为我俩每每“竞技”时,他的必杀招。他总是声称看过这段影片,但是我追问更多,他就语焉不详了。这成为我心里永远不能磨灭的谜,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谜面在我心中越来越有光辉,谜底却永不向我回头展示真容。
  时间带着这个谜和我,来到了2009年。这一年,我给一个韩国来的电影摄制组担任外联制片,他们拍摄的电影名字叫《义士安重根》。1959年已被拆除的老哈尔滨火车站是很重要的外景地之一,作为外联制片的我,只好硬着头皮联系那个于士力。他是哈尔滨郊外的一个农场主,在他的农场上,按照当年沙俄建筑师的图纸以1:1的比例复建了一个老哈尔滨火车站,吸引了很多人参观,渐渐成为近年表现哈尔滨题材电影电视剧的拍摄基地。据说复原这个火车站的造价在千万上下,所以于士力洽谈租金时总是狮子大张口,什么样名导演名制片人的账也不买。在哈尔滨影视圈里摸爬滚打多年的我,深知他的做派,一想到和他谈价钱就有点儿打怵。可是这回我一说起来历,于士力竟然十分爽快,同意以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租给摄制组场地。令我感到很奇怪,那个唯利是图的农场主哪去了。于士力只提出一个额外要求,要一个完成片影碟作纪念。后来,我在这个电影的首映式上,看到一个记者采访于士力,他说:我的祖父当年在刺杀现场见过安重根,他当时是中东铁路的一个铁路工人,我很小就知道安重根的故事,这就是我在这里建哈尔滨火车站的原因。
  2010年,我去参加日本东京国际电影节,在最后一天的下午,我来到东京柴又的街上,寻访电影“寅次郎”的扮演者渥美清的家乡,不熟悉当地街道的我,误打误撞发现了一家名叫“今西映画”的电影古董店,我看了大厅里陈列着一台1902年德国蔡司依柯牌电影机,机身和暗盒都是木制的。配有四个腿的支架,茶色的木头盒子,银质的摇把,看到这么老的电影摄像机是很难得的机会。
  彬彬有礼的店主,从脸上的纵横的皱纹可以看出年龄不小了。我不会日语,只好用蹩脚的英语和他攀谈,好在他也懂一点儿。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的哈尔滨时,表示他这里有一部很古老的关于哈尔滨的电影,问我愿不愿意看一下。我自然感谢不已,表示求之不得。他还破例让我触摸了他的镇店之宝,35毫米胶片,手摇驱动19格16米长的圆筒胶片。店主用颤抖的手关上大灯,当一束追光打在古董店的银幕上,随着手摇胶片的沙沙声,眼前的图像令我有些眩晕,不是图像历史久远而模糊不清,而是竟然看到了,令我魂牵梦萦的考布斯基拍摄的原版的《朝鲜刺客安应七行刺伊藤爵士》。
  请允许我把考布斯基拍摄的镜头给大家放映一遍,5分钟29秒的画面,在沙沙的机械声中,出现以下镜头:
  冷静、英俊的朝鲜杀手安重根在沙俄士兵身后从容地拿起手枪。
  傲慢的伊藤博文中枪倒地,几个随从依次倒地,安重根扔掉手枪朝天高呼。
  奔波四散逃跑的人群,惊慌失措的仪仗队乐手和奔逃的旅客。忧国忧民的满清官员施肇基道台思虑重重的脸庞。
  匆匆走下专列的俄国、日本的医生。一辆远去的(载着伊藤博文尸体的)的火车渐渐消失在画面中。
  举着双臂高呼的安重根……
  
  由于这是无声的默片,虽然百年的时间使胶片泛黄,黑白画面却愈加清晰,如果让我给无声片中呐喊的安重根配音的话,我想高举双臂的安重根喊的一定是——高利雅,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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