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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考释

论文查重   作者:苗 平   时间:2017-06-07    阅读:


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考释
苗  平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现藏于张掖大佛寺博物馆内,该碑文主要记录了清源妙道真君的英雄事迹以及为其修建庙宇的状况。文章在对清源妙道真君庙碑录文的基础上,就清源妙道真君其人,碑文中所见官职及明英宗时期的甘州边防问题进行了相关考证。
关键词:清源妙道真君;明代;甘州边防
一、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概况
重建清源妙道真君庙碑为明代天顺二年所刻,即公元1458年,现陈列于甘肃省张掖市大佛寺博物馆内。该碑刻现只存碑身,现有碑座系碑刻迁至大佛寺博物馆后重修。碑身通体保存较为完整,高173厘米,宽83厘米,厚28厘米。碑刻两面均刻有碑文,碑文除个别字残损外,其余均保存完好。所刻碑文苍劲有力,浑然天成,实属古代书法艺术之精髓。碑额部分顶部残损,两边刻有卷云纹,正中只残存“妙道庙碑”。下书正文共25行,首行居中书“清源妙道真君庙碑”,第2至16行每行49字,第18行至第21行每行40字,每4字为一句,其余行字数不等。碑文主要记录了清源妙道真君的个人英雄事迹及重修庙宇的情况。碑阴部分碑额书“碑阴”二字,居中位置,字高17厘米,宽43厘米,其下正文亦24行,其内容记录了重修庙宇参与者的官职及人名。该碑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天顺年间张掖地区当地居民为清源妙道真君建庙宇及信仰问题,同时碑文所记载的内容映射出明代边防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问题,为我们研究明代河西边防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通过对碑刻进行录文,以及通过查阅文献资料,查漏补缺,以确保碑文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二、清源妙道真君
清源妙道真君即民间所传的“二郎神”。二郎神的来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定论,而且与其相关传说的年代、地域、姓氏、英雄事迹亦不相同。在众多传说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杨二郎”说、“李二郎”说、“赵昱”说。
(一)“杨二郎”说
杨二郎一般认为是《西游记》中的杨戬。据《宝莲灯华山救母》中记载了杨二郎的出生,西汉书生杨天佑修道桃山,张仙姑下山与杨相爱婚配,生一男一女,男名二郎,女名三娘。《西游记》中有多处描写二郎神的片段,其描写主要是二郎神已位列仙位神灵之后的事迹。《西游记》第六回中载:“显圣二郎真君,见居灌州灌江口。”《西游记》第三十六回中记载了二郎神协助孙悟空斩除碧波潭龙怪,亦受到了二郎神斩蛟除害传输的影响。
(二)“李二郎”说
李二郎即秦国李冰之次子。《史记》、《汉书》等史料中均可见李冰与李二郎的记载。李冰在修建都江堰期间,其子李二郎因协助李冰凿离堆,都江堰工程修建完成,造福一方,使成都成为“天府之国”,人民生活水平大为提高,因此被民众作为神灵奉祀。陈国堂先生认为李冰次子的记载初见于南朝萧梁时蜀人李膺撰《治水记》中。[1]李冰为战国时期的人物,宋以前的史料中鲜有关于其人的记载,有学者推测,宋以前二郎神一直作为地方神被崇拜,供奉于淫祠,直到宋代才被皇帝敕封,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其相关记载始见于古籍。《灌志文徵·李冰父子治水记》载:“二郎喜驰猎之事,奉父命而斩蛟,其友七人实助之,世传梅山七圣。”《都江堰功小传》云:“二郎李冰仲子,喜驰猎,与其友七人斩蛟。”
《川主考》碑文详细记载了李冰父子的功绩,碑文称:“蜀乱屡得神助,蜀平事闻,封川主清源妙道真君。”范成大《吴船录》称:“崇德庙在(永康)军(今灌口镇)城西门外山上,秦太守李冰父子庙食处也。”朱熹《朱子语类》卷三载:“蜀中灌口二郎庙,当是李冰开凿离堆有功立庙,今来现许多灵怪,乃是他二儿子……。”这些记载一方面使二郎神有了姓氏,另一方面也使二郎神与治水擒怪结下不解之缘。[2]
(三)“赵昱”说
宋王铚《龙城录》载:“赵昱,隋末拜嘉州太守,时犍为潭中有蛟为害,昱率甲七千人,及舟男属一万人,夹江岸鼓吹,声震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顷江水尽赤,石岸半崩,吼声如雷。昱左手持蛟首,右手持刀,奋波而出。州人顶戴,事为神明。隋末大乱,潜以隐去,不知所终。时嘉陵涨溢,水势汹然,蜀人思昱。顷之,见昱青雾中,骑白马,从数猎者,见于波面,扬鞭而过,州人争呼之。太祖文皇帝,赐封神勇大将军,庙食灌江口。”[3]《常熟县志》称:“隋赵昱,弃官去,不知所终,会嘉州水涨,蜀人见昱雾中乘白马越流而过,因立庙灌江,呼曰灌口二郎神。”
这段文献史料的记载与录文所记载内容完全相符,都是描述赵昱斩蛟的英雄事迹。结合史料,赵昱斩蛟事迹发生于隋代,并经过不断发展,在宋代达到鼎盛。宋太祖景德年间,追封二郎神为清源妙道真君。宋徽宗政和七年,下诏修神保观,供奉二郎神。究其原因,王平先生认为:一是因为他们信奉道教及其神灵,“妙道真君”是地道的道教封号,符合道教理念;二是因为二郎神赵昱与宋王室同宗同姓,神化自己的家族,以便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4]
三、碑文中所见官职
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其重要的军事地位决定了张掖成为明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军事重镇,同时,张掖又作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治所的所在地,故明代十分重视对张掖的经略。明廷为了加强对北部边防的防御,阻挡元蒙残余势力对边防的袭扰,因而在设置了“九边”或“九镇”,甘肃即为九镇之一。
为了加强对甘肃镇的管理,明洪武二十五年在甘州设置肃王府,以甘州卫为甘州左卫,又设立了甘州右卫,甘州中卫。二十六年徙陕西行都司治理甘州,陕西行都司先治庄浪,然后置甘州领卫十二: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肃州卫、山丹卫、永昌卫、镇番卫、庄浪卫、西宁卫、沙洲卫。设四个千户所:碾伯、镇夷、古浪、高台。明巡抚赵载的碑刻《张掖总兵府记》记载:“张掖取张舒国掖之义焉,历考前代莫不重兵置宿将以严守备。明洪武五年,宋国公冯胜将兵至河西,元守臣平章委的弃城遁,遂平其地。革元旧制,设甘州、凉州、永昌、山丹、庄浪、古浪等卫所,立陕西性都指挥使司以统制之。”[5]其中位于今张掖市的有:甘州五卫(前、后、中、左、右)、山丹卫、镇夷千户所和高台千户所。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设立平羌将军一职镇守甘州。二十八年,设指挥使。三十年春(正月),置甘肃行太仆寺掌马政。[6]
经过统计,碑阴部分所涉及的人员共161人,其中明代所设置的官职中主要有钦差、平羌将军、城伯、都督同知、都御史、指挥佥事、甘州卫、都纪康道宁、卫镇抚、百户等共77人,占总数的47.8%,此外还有信士84人。由此可看出,当时修筑庙宇的人员中,无论从高级将领乃至士兵,都参与了此次重修活动。这更加反映出当时边防松弛及戍边军士不足,亦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强敌屡次侵扰边境,将士们迫切希望取得战争胜利的诉求。
四、明朝英宗时期的甘州边防问题
张掖,古时称甘州,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属于干旱季风性气候,区内雨水稀少,气候干旱,其主要特点是旱涝交错发生。西汉时设郡,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镇之一。
甘肃镇地处河西走廊,夹一线之路,孤悬两千里,北遮胡虏,南御羌戎,西控西域。明巡抚赵锦的碑刻《张掖行都司题名记》载:“惟西北之边有九,全陕实当其三。而甘肃又为关陇重地,东有金城之固,西有玉门之严,南有祁连之屏瀚,北有合黎之拱护。”[7]碑刻《张掖总兵府记》载;“夫甘肃南控羌番,西通回纥,东北阻鞑靼,四面受敌。”《明史·鞑靼》记载:“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当洪、永、宣世,国家全盛,颇受戎索,然畔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之姿,恃其暴强,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8]
据孟凡港先生在《从碑刻看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一文中考证:“明代蒙古势力大规模入侵张掖的次数达36次之多,至于没有记载的小规模掳掠活动,更是不计其数。”[9]从碑阴录文内容所见,重修庙宇者主要为镇守甘州的边防人员,结合碑阳录文“昔唐太宗每年接战,则祷于真君,故所向皆捷,及为天子,则封为神舅大将军,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宋真宗朝益卒乱,张咏祷于祠下,果克,以闻,加谥清源妙道真君……真君阳灵,佑我边极,士马屯云,旌旗耀日,斩胡晨至,縳番夜还,洗兵瀚海,秣马天山,刻文于石,昭示千载,匪私真君,神贶实大。”
综上所述,明代的甘州地区,地处边塞,多受强敌侵扰,人民常年受战争疾苦,而且当时明朝朝政益乱,国家日益衰落,边防问题日益堪忧,已不堪重负。人民希望摆脱这种现状,结束战争,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从重建庙宇人员名单来看,约占一半的人员为边防将领,结合碑文:“旌旗耀日,斩胡晨至,缚番夜还,洗兵瀚海,秣马天山”等,边防将士迫切希望得到神灵的帮助,保佑边防将士,打败敌人,取得战争最终的胜利,保卫祖国的边防和人民。他们都把美好的愿望寄托于神灵,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帮他们实现愿望。清源妙道真君在唐代、宋代大显神威,帮助唐太宗、张咏克敌制胜,随后又得到宋真宗的敕封,得到官府的认可,使其名正言顺化。真君此时以一个为民除害,保护一方安宁的形象出现,实现了当时人民用来寻求精神寄托的诉求,被赋予了保家卫国的责任。这从另一方面更加突出反映了明英宗时期甘州的边防屡遭敌人侵扰之甚,边防将士抵御敌人之艰辛,进一步反映出当时明朝国力已衰落。
五、结语
本文通过对抄录清源妙道真君妙碑的碑文,来探讨清源妙道真君的源流。通过对碑文内容的考释、碑文中所见官职的考证以及重修庙宇人员的统计,得出明英宗时期甘州的边患日益严重,屡遭敌人侵扰。边防将士的处境十分艰难,他们渴望胜利,将此愿望寄托于神灵。这也反映出当时明朝国力的衰落。
参考文献:
[1]陈国堂.宋代“二郎神”二题[J].文史杂志,2001(3):27-28.
[2]-[4]王平.从二郎神形象略窥<西游记>创作心态[J].求是学刊》,1994(4):83-88.
[3]王铚.《龙城录》卷下“赵昱斩蛟”条.
[5]《张掖总兵府记》,载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成文出版社,1976:1318.
[6]乾隆《甘州府志》,卷二,《世纪下》,成文出版社,第218—221页.
[7]参见《张掖行都司题名记》,载乾隆《甘州府志》卷十三,《艺文上》,成文出版社,1976:1307.
[8]《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外国八·鞑靼》,中华书局,1974:8494.
[9]孟凡港.从碑刻看明清时期张掖的民间信仰[J].世界宗教文化,201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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