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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涛:村庄消失的事物

北方文学   作者:李星涛   时间:2017-02-23    阅读: 次   


老  井
 
  在故乡淮花湾,井和庄稼是一样受到父老乡亲们崇拜的。想想看,一村三百户人家,每天都要用井水烧茶做饭,洗衣洗脸。井水就和所有的粮食一样,每天都要进入父老乡亲的身体,伴随着他们的血液,踩着骨头在全身奔涌。他们没有理由不把井放在膜拜的位置上,甚至把井认作孩子的干爷。
  我的干爷就是淮花湾前面的老井。开始,一听说要认老井做干爷,我哭喊着不愿意。非要学我的小伙伴扁头,认桥做干爷。因为桥既威武雄壮,又能送车马过河。下田割草还可以站在它肩膀上,俯视鸬鹚潜水捉鱼,藻类随水波摇曳,有这样的干爷多场面呀!可小小的我哪能拗得过父亲,他一只手就将我提到井口旁边,脚往我的腿弯轻轻一点,我便跪了下来。妈妈在一只大海碗里摆好了芋头、干枣、窝窝坨,又在盛满高粱的碗里插上三根燃着的香,随后噼里啪啦放响了一挂小鞭。我便在小伙伴们嘻嘻哈哈的笑声里,被父亲按着泪眼婆娑地磕了三个响头,用哭腔叫了一声干爷,才算了事。
  井干爷的井口是用八块青石压砌而成,呈四平八稳的“井”字结构。井干爷的井口是方的,井身却是圆的,是用弧形青砖旋砌而成的。砖的上面爬满了黄绿色的毛茸茸的青苔。井口三尺对方,可容两只木桶同时打水。对着井口望下去,黑黝黝的,好像一个人会说话的眼睛。说也奇怪,井干爷一年四季水位不变,水面到井口始终保持着一丈的距离,旱季亦然,这让好多人大惑不解。
  村里的私塾先生说,井外方内圆,暗合天象,这和古钱币的造型相同,圆代表着天,方代表着地,其间包容着怀阴抱阳的意象,蕴含着执阳含阴的易理,老井井脉造化自然而随心,顺应万象而不变,乃尔等福祉也!我虽然听不懂私塾先生文绉绉的话,但从旁听者啧啧赞叹的神情中,我知道先生是在夸奖我的井干爷。于是,我原先对井干爷的不满也便慢慢释怀,开始从心里喜欢上他了。
  井干爷水质清冽,冬喝不冰牙,夏饮不伤胃。冬天,白雪拥着井台,而井口却热气腾腾,如同我嘴里哈出的热气。“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这首流传下来的打油诗该是对冬天的井干爷生动写照。夏季,我喜欢坐在井干爷旁边的柳荫下乘凉。此时,井干爷悄悄地向我吐着阵阵凉气,他身后的深水塘里荷花正开,清香袅袅拂来,使人腋下生风,神清气爽。
  井干爷的水烧开之后从来没有白色的水垢,修吊子底和钢精锅底的人从不光顾淮花湾。那些吊子用了十余年,依然崭新如初。公社几个嗜茶干部泡茶,也喜欢骑着车跑到淮花湾打井水。他们说,用我井干爷泡出的茶,汤色清澈,茶儿绵软,余味悠长,茶味要比公社院子里的井水不知要好多少倍。井干爷水质如此受人青睐,自然也让人做多种猜测。有人说井干爷的井脉直通淮河,有人说井干爷和身后的深水塘同宗,属地下同一眼泉水生养而成。村里私塾先生却说,井干爷养育着一条井龙,井龙在地下钻道可以直达东海。我们做孩子的听私塾先生说得神乎其神,便万般想象着井龙的模样。扁头说,井龙像泥鳅,二蛋说,井龙像黑鱼,丫头说,井龙像长蛇……我却想象着井龙应该像大树的根,想扎到哪儿就扎到哪儿。为了验证各自的说法,我们常揭开井干爷的木板井盖儿,围爬在井口旁,睁着眼睛看井龙出现。可是,我们除了看到水井里一张张好奇的嫩脸之外,剩下的就是在井底晃荡不已的脸盆大小的天空。看不到井龙,我们便去找村里的井把式老罗锅,因为全村只有他下到过抽干的井底。他可以作证井干爷到底有没有井龙,井龙又到底是何模样。我们几个孩子排除万难,才从生产队瓜地里偷来了三个大西瓜,咽着口水贿赂了老罗锅,老罗锅这才愿意向我讲述他下到井底的所见所闻。
  和所有询问过他的人的答案一样,老罗锅说,他下到井底淘井,只看到两眼小儿手臂粗的泉水旺旺地向上喷涌着浪花,根本就没看见井龙的影子。老罗锅见我们有些失望,马上又说,井龙属神物,我一介凡人,怎配看见?况且井龙见水快要被抽干,还不早就顺着泉眼钻回去躲起来?!对于老罗锅的回答,私塾先生却微笑不语。他说,老罗锅一定看见了井龙,他之所以不敢说出来,是怕泄露了天机遭到天谴。虽然得不到老罗锅肯定的答复,但我们却都相信井龙一定存在,而且坚信它也一定会用水托住失足落井的孩子,让他像是在陆地坐板凳一样,平安无事。
  大年初一,井干爷也和所有人一样,要整整休息一天,美其名曰:“歇井”。所以,挑水时间最迟到年三十的晚上。大年初一一天,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再揭开井盖,这是祖上流传下来的规矩,带有不容更改的强制性。是的,井干爷为大家泉了一年水,够辛苦的,也该休息一天了。多少年后,我从农活中了解到,田地和井干爷一样,也有休息的时候。在淮花湾,人们管休息的土地叫“乏地”。这些乏地只是被犁耕翻过来,并不上耙粉碎。一大块一大块的泥块不规则地斜躺在那儿,仿佛是大海里的风浪骤然一个节奏凝固住了一样。这些疲乏了的泥块往往是夏季的瓜茬地,它们就是这样在冰天雪地中休息三个多月,等到霜降时分,再重新敞开胸怀,像其他田块一样,养熟了麦子再养黄豆,养熟了玉米再养高粱,养熟水稻再养熟芋头……在淮花湾永远休息的土地也是存在的,那就是长满野草的坟头。
  井干爷和所有的湖泊河流一样,都是水。可湖泊河流一律夏热冬凉,而我的井干爷呢,却夏凉冬暖。早已作古的私塾先生曾解释说,此乃井根扎得深,接到了地气所致也。而我却在种庄稼的经验里感悟到了井干爷的深邃所在。井干爷和湖泊河流相比,就像是直根系庄稼和须根系庄稼。直根系庄稼根扎得深,像棉花、大豆等,它们抗倒伏能力强,而且耐旱。“干芝麻涝小豆”这句农谚不仅仅道出了芝麻和小豆的生活习性,而且还指出了直根系庄稼扎根深层,处变不惊的积极心态。与直根系庄稼相反,须根系庄稼根扎得较浅,容易倒伏,耐旱较差,如稻、麦、玉米等。
  我的井干爷属于直根系庄稼,正因如此,他才能入乎其内而又能出乎其外,始终保持着和大地同等的生活节拍。井干爷的根是扎在泉水中的,泉水的根是扎在大地心上的。大地母亲的深爱就是我们孩提时苦苦寻觅的井龙啊!井干爷是庄稼,我们都是他结出的果实,父亲、祖父、曾祖父……无论身处何方,我们生命中都永远奔流着他的血浆!
 
石  磨
 
  清晰地记得儿时的一个谜语:“石头层层不见山,道路弯弯走不完。雷声隆隆不下雨,雪花纷纷不觉寒。”这个关于石磨的谜语不仅形象生动,而且诗意盎然。但相比之下,那时候我还是更喜欢妈妈唱的儿歌:“大石磨,快快转,转下白面来,我给乖乖揣窝窝;大石磨,快快磨,磨下白面来,我给乖乖蒸馍馍。”
  生产队里的磨房一共有两处,一处在村子的最西头,一处在村子最东头。一律是两间草房,外面的一间罗面,里面的一间磨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依靠石磨,金黄的麦子和玉米才能变成面粉,我们也才能吃上窝窝和馍馍。那时磨面须提前到饲养员那里挂号排队,只有这样饲养员才能提前将驴喂饱,随时准备被磨面的人家牵走,拉上半天的磨。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经常是起五更磨面,天明正好歇磨。既磨了面,又不耽误白天下地干活。轮到磨面的前几天,母亲淘了粮食,在苇席上摊开,晒到轻轻一咬,嘎嘣一声就收起来。既不能晒得太干,也不能晒得太润。太干了磨出来的面黑,不干出面率就会降低。磨面的时候,要给驴子先套上夹板,戴上蒙眼黑布,这样驴子才会只知道围着石磨转圈,不偷嘴吃。罗面是在一个大木箱里进行的,箱子里架两根光滑的圆木杆,手抓着罗圈在上面来回滑动,雪白的面粉就会从罗底漏下,堆在面箱里。麦子经过几遍研磨,最后剩下的只是麸子,可以喂猪养鸡,也可以到集市上卖掉,换点零用钱。歇磨后,不能急于把驴牵走,还要抓几把草木灰撒在地上,待驴翻来覆去地打几个滚,昂起头来,震天动地地嚎上几嗓子后,这才能牵到生产队的牛房里交给饲养员。
  我那时最喜欢的就是牵驴和送驴两件事情。牵驴要早,生产队里一共就三头驴。黑叫驴好偷嘴,即便戴上面罩也会瞅机会往磨道上舔,需要专人看守。白汤驴太瘦,磨不了一晌就浑身毛湿,四蹄打软。三头驴中,只有褐草驴最乖顺,套上夹板,不要眼罩,也能轰轰隆隆地拉上半天。倘若哪一天,我牵驴迟了,牛房里只剩下了黑叫驴或者白汤驴,妈妈不仅会骂我懒熊外,而且还会罚我半天都坐在磨房,看着黑叫驴推磨。或者在石磨的另一侧撬上一根推磨棍,帮着白汤驴推磨。推前三圈我还颇有兴趣,可三圈过后,我就蔫软下来,只是两只小手扶在磨棍上,跟着驴机械地转着圈子,耳朵里灌满了轰隆轰隆的打雷声。到了晌午,白汤驴歇下来了,妈妈要把它送到牛房吃草。于是,我就会将自己推磨的怨气发泄到白汤驴的身上。偷偷地将驴牵到麦地里,一纵身骑上去,学着电影里的骑兵,两腿一夹驴肚子,“■嘞——驾——”白汤驴拉磨不用劲,可跑起来却像风。驴背不像马背软而平坦,而是侧棱着的,宛如鱼脊,跑颠起来,我的嫩屁股就会像是放在木质的刀刃上,疼得哪里能受得了。常常是驴还未跑出百米,我就主动滚身下驴,摔倒在软绵绵的麦地里,眼睁睁地看着白汤驴一溜烟地拖着绳索,跑进了牛房。
  石磨每年都要錾洗一次。邻村有一石匠,是专门干这一活计的。錾磨前,老石匠先叫几个壮汉,将石磨从磨房抬到外面。而他呢,却不紧不慢地抽他的烟袋。一袋烟抽完了,他这才掀翻石磨的上扇,从油腻腻的脏帆布包里掏出手锤和铁錾子,叮叮当当敲打起来。一边做还一边说:“早该修了!早该修了!”我们做孩子的这时候也聚拢过来,把石匠团团围住,睁大眼睛,看石磨究竟是用什么样的牙齿将粮食嚼碎的。石匠呢,也会主动停下来和我们说话。他指着石磨上的沟槽说:“看看,这两个扇面的沟槽都几乎平齐了,磨出的面怎能不粗呢?”说完,他轻轻錾了一下,马上飞溅出一粒橙色的火星,空中也立马弥散出一股火药味来。“石磨就像人嘴,人嘴能嚼黄豆,石磨也能;人嘴有两片唇,石磨也有上下两瓣儿,人嘴里有牙齿,石磨嘴里也有牙齿。人年纪大了,牙齿就会脱落,要重新包牙,石磨牙齿老了也要修理修理。”说着,老石匠就指着石磨上细密的凹槽,并现场洗凿几道白花花的槽痕给我们看。老石匠给我们一阵比划之后,见我们依然围着不走,他怕錾出的石屑会崩了我们眼睛,便怂恿我们纷纷张开嘴,看看谁的牙像石磨一样,要修理修理。然后站起来,拿着锤子和錾子,做出要錾我们牙齿的样子。我们见状,马上闭上嘴,纷纷后退,继而转过身来,一哄而散。
  石磨也会老,它每打磨一次就要薄一两寸。錾子錾出的火星里,一道道白花花的沟槽出现了,可那石磨的性命就短了一截。一旦石磨薄得磨不碎粮食,它就会被从磨房里抬出来,丢在屋檐下晒太阳了。
  
吆牛号子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每个生产队里都有专门使唤牛的人。耕地,耙地,耩地,拉大车,打场脱粒……都是他们和牛的活计。使唤牛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牛大都很犟,常要通过很长时间的调教,才能通人性,懂人意。人牛配合起来也才会默契、和谐、自然。倘若遇到犟牛,反复调教依然还尥蹶子,拉翻车,折断犁,队长便会把犟牛交给我们几个孩子调教。
  我们调教犟牛的方法异常简单,先找一片刚刚干涸的池塘,然后把牛赶进去。一人牵牛绳,一人操牛尾,一人骑在牛身上。犟牛虽有浑身蛮力,可淤泥陷过腿弯,有力使不上。几圈绕下来,便气喘吁吁,浑身发抖冒汗了。多少年后,我读到《吕氏春秋·古乐》篇:“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我总以为,这古乐就是在写我们降服犟牛的快乐场景。
  给劳动中的牛发号施令常有两种方法。一是通过牛绳,牛绳的一端拴在牛最护疼的鼻子上,另一端绾在使牛人的手中。要拐弯了,使牛人只要轻轻一抖牛绳,牛便心领神会,及时调整身位,转过弯来。第二种方法就是通过吆牛号子。这种方法常适用于那些听话的老牛,它们和主人已配合多年,只要主人的号子在身后一响,它们便知道要转弯了,该使劲了,该加快脚步了……使牛人也常常利用这些老家伙来调教那些刚上岗的大牛犊。一老一少两头牛,并排拉犁前行,拐弯了,里面的大牛犊听不懂使牛人的话,外面的老牛便往里硬挤硬抗,强迫它转弯。日子久了,大牛犊就被老牛调教好了。
  使牛离不开鞭。牛鞭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鞭把,一部分是鞭绳。鞭把尺长,鞭绳丈余。鞭绳前粗后细,根部粗若一握,鞭梢却细似纳鞋的麻绳。有经验的老牛明白,主人的鞭子炸得越响,自己就越安全。因为鞭梢只有在高空中猛地回转时,才会发出“啪——”的响声。而一旦鞭子发出了“噗——”的闷响,那鞭梢肯定就会抽在屁股上,而且还会留下一道血口子。使牛老手常按这样的步骤来进行:鞭子在空中一绕,啪地炸响。鞭声这边落地,那边号子响起,继而轻抖牛绳。牛儿们便在命令、激励和督促的声乐里,转过身来,拉紧牛绳,挺腰向前。
  使牛人最累的季节是秋种。“白露早,寒露迟,秋风种麦正当时”,豆子收完之后,要连天加夜赶种麦子。一个生产队九百多亩麦子,全靠八个人、八张犁、十六头牛来耕种。我姑父当时是生产队的耕种组组长,他带领七个使牛人,一天两头不见亮,披星戴月忙种麦。这时候的平原上空,吆牛号子此伏彼起,日夜不断。
  姑父扶着犁,肩上挂着长鞭,嘴里叼着卷烟。雪白的犁铧一边翻卷着土浪,一边切割着草根。犁到地头,该牛儿转弯了。姑父从肩上取下长鞭,于头上空一绕,然后逆向猛地回旋,鞭啪地炸响,号子也随之响起。姑父的号子没有实词,只有虚词,随着声调起伏婉转大多只有一个词:“啊——”,但随着它声波的律动和声调的轻重变化,却起伏出了无数光亮闪烁的波澜。整个号子有曲有调,高亢,激越,调域宽广,音色宏亮,尾音悠扬。它不像雷霆那样穿云裂石,也不像激流那样咆哮激荡,而像是盘山公路,从底往上一道道旋转上去,极尽婉转回环之妙、抑扬顿挫之韵,最后若一缕明亮的星光,渺入了苍茫高远的云端深处。这号子声里有激越无奈,有辽阔苍凉,也有对泥土深深的热爱和敬畏。倘若是夜晚,这号子便会在淮北平原的上空,带着穿肠入肺的力量,千回百转,久久回荡。让人觉得心底猛一下子涌起一股沧桑亘古的暖流,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多少年过去了,我总以为这是大地为了倾吐内心的沧桑和情感,便一把抓住了姑父,把他作为自己的嗓子,唱出了这令人心胸激荡的歌声。
  歇晌时分,有的牛儿累了,好长时间不反刍。姑父便掏出烟叶,重新卷出一根粗烟,点着了深吸一口,然后两手扒开不反刍的牛嘴巴,猛地喷进去,再快速将牛嘴合拢。三口烟喷进去,不大一会儿,牛便会咕咚一声,将胃里的草料重新倒回嘴里,开始咯吱咯吱地咀嚼。姑父见牛开始反刍了,便会对牛笑笑,摇摇头,坐下来,开始有滋有味地抽他的卷烟了。
  姑父的号子是给牛儿们的命令,也是给家里人的信号。有时夜犁归来,姑父七八里外一声号子,饲养员花脸听见了,马上开始拌草料。姑姑听见了,马上往灶下添加柴火。于是,芋头重又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翻腾开了。
 
炊  烟
 
  这是我儿时就产生的一种感觉。虽然随着岁月流逝,这种感觉时常会被许多尘世的烟雾所蒙盖,但只要记忆的风一吹干净天空,它立刻就会从苍黄的屋顶上长出来,袅袅婷婷地爬向蔚蓝的深处,将我心中的故乡烘托成一片亘古的安详与宁静。
  和看庄稼一样,我们眼中的庄稼就是地面上的庄稼,而父母眼中的庄稼却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一种是表面的,一个是深层的。炊烟作为从火焰中萌生出来的藤蔓植物,它也和村庄里常见的烟雾有所不同。首先,它出生于温暖的灶膛,并要挣脱火焰的胞衣才能牵伸出长长的藤蔓。其次,它还要走过黑暗的烟囱通道,最后才能超凡脱俗地站在屋顶上,直接和蓝天对话,且以直直向上的激情,开辟出一片虚无却又实实在在的土地空间。最世俗的,又是最浪漫的,最物质的,又是最精神的,这就是我儿时感觉里的炊烟,这就是长在故乡屋顶上的藤蔓植物。
  炊烟的母亲是柴草,而不同的柴草养育出来的子女也迥然不同。木柴蕴含的火苗旺盛,其生出来的炊烟就黑黑的,壮壮的,宛如田野里肥料充足的叶蔓;棉花秆、玉米秆、高粱秆、芝麻秆、黄豆秆仅次于木柴,她们养出来的炊烟,一开始呈现的是淡淡的黑色,可不一会儿,便渐渐变成浅蓝,继而又淡成弱弱的灰白色了;麦穰育出的炊烟,简直就是一条向上流动的涓涓溪流,看不见任何颜色,只有不眨眼睛,才可以看见无数波浪似的袅袅上漾的曲线,恰似春天里远处袅袅蹿动的阳气。到了晚上,炊烟钻进夜色里,看不见了。但从它偶尔带出的火星所走过的路线上,还是可以看出它溪流涌动的形态。那火星就像是蝌蚪,尖头、长尾,一摆一摆地摇着尾巴,转眼间就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之中。
  当然,这些美丽的炊烟景象只有在天晴的日子里,才可以清晰地看见。倘若是阴雨的天气,炊烟就不是这样了。它只能爬出烟囱半尺高,便无力地蔫软下来,顺着屋顶向周围漫散开去,根本扯不成蔓的形状。“炊烟顺地跑,天气好不了”这句预报天气的谚语,就是此时炊烟的生动写照。但你可千万别为看不到直直的炊烟而懊恼,因为这时候你可以在晚上看见美丽的火蚂蚁。火蚂蚁很小,红红的,比常见蚂蚁略长一丁点儿,明明灭灭地聚集在烟囱口附近,蠕蠕爬动着,即便是天上噼噼啪啪地掉下雨点来,它们依旧还闪烁着,似乎在焦急地寻觅着什么。这时候,灶膛里乌黑的锅底上也会密密爬满了蚂蚁,一闪一闪的,秋夜里黑月头的星空一样。我刚用烧火棍将火蚂蚁拨划下去,可从火蚂蚁刚刚消失的地方,马上又会突兀地冒出一群来。妈妈说,天要下大雨了,蚂蚁没有地方躲,都躲到锅底上来了。我以为那眨巴眨巴的火星子真的是蚂蚁,便常用勺儿刮下来十几只,拿到灯光下细看。可火蚂蚁一出锅底,便立刻不亮了,只是一粒粒黑色的灰尘而已,根本不能蠕动。于是,每次在野外遇到蚁群,我都会仔细蹲下来观察一会儿,希望能够寻找到一只可以顺着滚烫的锅底一直爬到烟囱口的不怕火的蚂蚁。
  更多的时候,我还是完全撇开了炊烟的外在形象,而直接关注起它根部所隐藏着的实际内容。用同伴的话来说,炊烟好看有什么用,就像是地垄里的一些芋头藤蔓,虽然长得蓬蓬勃勃,可下面的果实却像驴屎蛋儿大小。是的,那时候家里实在没有什么好吃的,炊烟结出的至多是三成小麦面和七成玉米面混合发酵而蒸成的窝窝头。可尽管如此,每天我只要抬头一看见炊烟升起来,心里还是会幻想着妈妈能巧出妙手,将一蒸笼的窝窝头点化成白馒头。
  那时候,炊烟这根藤蔓虽然结不出什么好吃的东西,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一灶膛通红的■火。这通红的灶膛便成了我们烧芋头的绝好场所。芋头只有窖过以后,而且出过汗才甜。这时候的烧芋头已经全然没有了野外烧芋头的粉质,掂在手里,稀乎乎的,剥开皮,金黄的肉质里闪烁着甜汁的亮光。尤其是芋头皮和肉质的夹层,早有一层浓稠的糖汁积聚在那儿,像是一块完全融化的糖液粘在糖纸上,甜得焦香浓稠,馋得我们连芋头皮儿都一块吃下去了。这种冬天里每天必能享受到的美味,让那时的我一直将炊烟和烧芋头完整地联系到一起了,觉得炊烟就是从灶膛里爬出的芋头藤蔓,而那烧芋头就是它结出的果实。
 
煤油灯
 
  煤油灯的做法也异常简单。先到公社医院后面的垃圾堆里捡回一个不大不小的空药瓶,然后到王麻子的铁匠铺里要来一小块薄薄的铁片,最后再向妈妈要一张上好的火纸,这就算备齐做煤油灯的所有材料了。
  煤油灯最主要的是灯芯。先把火纸平铺在桌子上,从一端向前均匀用劲卷成直筒状,再反复捻卷数次,让其细如豆秆,捏起来感到硬挣挣的。卷好的灯芯要紧紧捏在手里,以防其回劲,然后将其用薄铁皮紧紧卷起来,剪出略长于药瓶半寸许即可。灯芯底部的火纸一定要露出来一点儿,这样才能保证瓶里的煤油完全燃尽。做好了灯芯,等到妈妈做饭时把火叉烧红了,用其在瓶盖上烫钻出一个眼儿,顺孔把铁皮包卷的灯芯插进去。为防止油灯在使用过程中,灯花落下来烧毁塑料的瓶盖儿,还要仿照药瓶盖子的大小,剪出一个圆形的铁片,中间钻圆眼儿,套盖在瓶盖上。
  做灯的过程很富有成就感,因为上午它还是一个躺在垃圾堆上的小药瓶,可到晚上就成了一盏口吐火苗的油灯,而且整个家里都满溢着它带来的光亮,总会让我幼小的心灵产生由衷的喜悦和骄傲。
  油灯在使用之前,灯芯要先润透煤油,为的是保护灯芯不被烧损。方法是,当瓶里倒入一大半油后,只要把浸泡了一会儿的灯芯拿出来,倒竖着放一会儿,煤油便会把整个灯芯润透,因为火纸的吸附力很强。油灯第一次被点着,可以听见灯芯滋滋吮吸煤油的微响,闻见屋子里飘着的淡淡的煤油气味。
  妈妈做简易的油灯更快,分把钟即可搞定。有时遇到家里的油灯坏了,她立刻拿出一小团棉花,捻出半■长麦管粗细的白线儿,再取一小碗,倒入一两麻油,用筷子夹起棉线在油里泡泡,捞出来,一头搭在碗沿边儿,点着了就行了。满屋子的黑暗,一会儿就被这一豆火苗撵出了门。看着白碗里的灯芯,我想到的是春天泥土里白胖胖的草根,那火苗可不就是随风摇曳的嫩叶吗?
  吃饭了,一家人围着一盏灯火,津津有味地喝着芋头粥,吃着玉米饼,就着老咸菜。后面的墙上,放大的人影起伏着。寂静的是那油灯的火苗,它呈长腰的三角形状,里焰亮黄,外焰橘黄,尖端逐渐由橘红变成淡灰,继而袅袅成墨黑,最后无声地融入了黑夜。偶尔,油灯灯芯上还会结出灯花,大如荠菜花的花瓣,红艳灼目。妈妈见了,总会笑着说:“看看,怪不知我今天左眼皮直跳呢,原来明天我家要来亲戚了!”
  儿时的我一直都是跟着奶奶睡的。奶奶很疼我,每年刚一入冬,她就会用帆布缝制成一个大口袋,里面装上麦穰儿,铺在床上当床垫。晚上躺在上面,如同睡在麦穰堆里一样暖和。奶奶的煤油灯也是我做的,它歪歪地挂在奶奶的床头墙上。临睡前,吹灯的任务是奶奶的。她年纪大了,嘴也瘪了,气力跟不上,很少能一口气就将灯吹灭。
  每次吹灯前,奶奶总是要酝酿好长时间,一口气吹过去,火苗儿只是软软地扭了一下腰,又调皮地踮起脚,站在灯芯上。过了一会儿,奶奶憋口气,又噗地吹过去,这一次火苗儿完全脱离了灯芯,但也只是迅速地围绕着灯芯旋转一周,马上又回到了通红的焰心上来了。无奈,奶奶便要我来吹。我微微欠起身,收腹吸气,皱起嘴唇,从床的另一头吹出一股强劲的气流。火苗儿从腰部开始,“呼啦——呼啦”被撕出一个残月般的缺口,正要反弹回灯芯,我突然鼓腹吹出更强的气流。这一次,整个油灯的火焰骤然从底部飞离,如山峰倾斜倒下,瞬间便没入黑潮之中。我听见奶奶长叹了一声,一边用脚给我掖好被子,一边咳嗽着睡去。
  煤油的烟很大,在灯下看书久了,第二天鼻孔里便会有一层薄薄的黑油烟,且伴有淡淡的煤油味儿。那时的煤油实行供应制,倘若不够用了,我便到大队拖拉机站去偷柴油来点。柴油油烟更大,火苗只有里焰一点是明亮的,大部分都是橘红色的,火苗的最尖端还有细长的黑烟,炊烟似的抖动着。
  每天放晚自习回家,我独自一人穿过一片芦苇荡时,总要无助地往奶奶住的小屋遥望。而我总会看见那扇小窗口闪烁出橘红的灯光来。其实,油灯在奶奶床头的位置,灯光根本照不到南墙的小窗。这是奶奶特意把灯端过来,挂在靠在南墙窗户附近的耙齿儿上的。看见了灯光,我心里便不再害怕,即便是芦苇梢上停宿的夜鸟,突然哇的一声,从头顶急速飞走。
  1995年春,奶奶去世了。我在她的棺椁前面点上了那盏久已不用的煤油灯,我怕奶奶从阳间到阴间,路上看不清楚。俗话说,人亡灯灭,现在油灯里的油虽然还有很多,可我的奶奶却耗尽了最后的气力。埋葬奶奶那天,按照传统,她灵前的油灯也要埋进坟里的。送葬的人正要埋土,我突然叫停了他们,下到墓穴,亲自将那盏煤油灯往棺前移了又移。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替奶奶吹灯了。
 
年  戏
 
小时候看的主要是泗州戏,又称拉魂腔。意思是听到泗州戏的唱腔,人的魂都会被拉走,其勾人的魅力已不言而喻了。
  那时候,故乡五河有很多流动的泗州戏戏班子。演员忙时分散,农闲聚集,挨生产队轮流演出。尤其是到了年关,年戏的锣鼓天天不停,今天到了赵台子,明天到了张台子,你只要顺着鼓锣之声,便可找到戏场。
  那戏台搭得极为简单,选三间屋大的一片空地,拉一块紫色的幕布。演员就在幕后,演奏的人坐在场地的一边。场地四角埋上四根木桩,一根粗绳绕过木桩,方方正正地拦出一片空地,就算是戏台了。戏台前面的左右两根木桩上,吊两盏滋滋作响的汽油灯,照得人眼花。一大群人外围,瓜子摊摆上了,水果摊摆上了,甚至还有人趁机蒸了糖馒头,在场外锐声叫卖,惹得一帮孩子直咽口水。
  戏还未演,开场锣鼓、坠子、琵琶、笛子却不时合奏出片段诱人的旋律,将戏场的气氛渲染得浓浓的。戏要开演了,场内锣缓鼓慢,鼓快锣急,将一颗颗心敲得发紧,所有的乐音也像孩子集合一样,自觉地聚到一起,做好活动前的一切准备了。早有半大孩子按捺不住猎奇的心理,爬到戏场外高树上,向树下的孩子添油加醋地演说一番,说得树下的孩子急成猴子,赶忙爬到附近的草垛上,将身子藏在草中,只露出头来,如电影上玉米地里埋伏着小兵张嘎。
  一阵密集的锣鼓过后,琵琶、二胡、笛子、梆子突然同时起奏,仿佛风雨过后,阳光激射出来。众人眼睛一亮,开始抻颈探头,躁动不安起来。你挤我,我挤他,一个说:“前面的把头拿掉!”一个喊:“你蹄子往哪放的?”一时间,人群挤动,如风吹高粱地,根部不动,秫秸左右旋转,俯仰不已。突然,台中锣鼓一停,只听幕后一声:“又来了——”一声长长的拖腔,婉转了几道弯后,骤然停了下来。场上立即鸦雀无声,人们纷纷注目幕边。可那演员却迟迟不露身形,而是趁着自己唱腔的余韵,将那穿着水红色衣服的后背露了出来。音乐声再次响起,那演员斜着身子,半露粉脸,踏着音乐的旋律,从幕角向戏台中间退来。只见她粉红的金莲,快速交错,退至场地中央,忽地一个转身定势,眉儿眼儿全都显露出来,惹得下面一阵轰动。
  今晚唱的是《王三姐坐寒窑》,讲的是薛平贵西征后,王三姐守寒窑苦待丈夫归来的故事。情节展开到高潮时,唱词和道白相间,琵琶与梆子主奏,唱至动情处,只剩下二胡伴奏,旋律凄婉抒情。老年人听得流泪,中年妇女听得唏嘘不已。那唱词,人们早已会背,却百听不厌,听一遍便听出了一层沧桑,学唱一遍便唱出一层别样的韵味。那些做孩子的,却似懂非懂地听着,眼睛只盯着演员脸上的胭脂和脚上好看的粉红绣鞋。常常是大人们听得忘情,而孩子们却已哈欠连天,趴在草堆上就睡着了,只等戏散人走,轰的一声,方从梦中醒来。因此,大人赶场子都不喜欢带孩子去,可孩子们却像他们的尾巴,甩也甩不掉,几十里远的路,场场跟随,也常常如数家珍地向小伙伴们夸耀着自己看过的戏目:《小女婿》、《打菜台》、《王二嫂赶集》、《拾棉花》……渐渐也知道了省剧团里有李宝琴、李宝凤等名角儿。
  如今,农村大都用上了煤气、液化气,炊烟越来越少见了。牛房扒掉了,煤油灯没有了,老井填平了,屋檐下的石磨早已爬满了厚厚的青苔,吆牛号子也被拖拉机、旋耕耙、播种机的轰鸣声所取代。年轻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泗州戏。生活的变化真大呀,它把很多东西无情地抛在了身后,也包括我们心底里那难以言说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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