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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魂 草(短篇小说)

北方文学   作者:孙长芬   时间:2017-09-15    阅读: 次   



作者介绍:孙长芬,笔名麦尔,生于1953年8月,浙江省永嘉县人。曾在当兵入役中担任司机训练队教练员,分别毕业于温州师专和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本科。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学高级教师。主要作品:长篇小说《狼踪蝶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静静的箬竹江》《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野火春风斗炉山》(发表于中国作家纪实)。
 
返  魂  草(短篇小说)
文/孙长芬
寒冬过后,山上的檵藜漆花刚含苞,母亲挺不下来,病了,她在一个黎明前逝世了。父亲尚未平反,我也被地方造反派冠之以“具有纵火劣迹”而在部队汽车训练队中被迫退伍。第二年父亲官复原职,我也考上了大专,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县城四五公里的嶂屏村当中学教师。嶂屏嶂屏,顾名思义,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三面峰峦叠翠,一面朝向楠溪江。嶂屏中学共五六个教师,一百来个农村学生。学生全部通学,教师也全不住校都步行上下班。中饭时,教师吃过小食堂里蒸就的盒饭后,或批改一下作业,或坐在办公桌前打个盹,或大家围在一起摸上一会儿扑克,生活过得虽然艰苦,却有规律。
突然,一个姿致秀异的姑娘闯进了我单调的生活。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照例沿着公路从学校步行回浮石村家中,忽然,从身边驶过一辆三轮卡,一位披长发、穿白色T恤衫的妙龄姑娘,站在三轮卡的后横档上,一只手握着三轮卡车厢上的吊环,另一只手微微举起向我扬了扬。金黄的夕阳照在她那欣长的身姿和飘洒着的长发上,显得仪态万方。
人们说: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说实在话,教师只不过是教书匠、普通人,因而他们的灵魂往往被周围环境所锻造。起码我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我当夜在家便失眠了。不,确切地说,是在追忆这个似曾相识的姑娘。到了十二点许,终于想起来了——哦!原来是她。我顿时放下了一种莫名的牵挂,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
三年半前的一个炎热得使人大汗淋漓的夏日早晨,我到县城小学参加高考,看到一位扎两条辫子、学生气很浓的姑娘依偎在教室外的墙壁旁,用羡慕的眼神看着一个个考生进考场。
“铃声响了,还不进教室?”我不禁问她。
“我明年来考。”她似乎很有把握地说。
下午考数学,我踌躇不安地向考场走去——毕竟我没读过高中。这时,那位姑娘端着一碗开水双手递到我手里,说:
“开水凉了,这是给你的。”
“数学题目深吗?”我一边大口地喝着开水,一边似有依托地问。
她莞尔一笑,然后偏着头严肃地说:“我想肯定很深!越深越好,反正大家都考不出。”
    有了她这句话垫底,数学考试我发挥得较好。考试结束时,我看见她仍然依偎在教室外的墙壁旁。
    我走上前去,问她叫什么名字。她抱歉地一笑,说: “我的名字很另类,是我爸爸给起的,你叫我返魂草好了。”
    我不便问得太多,因为她太另类了。我匆匆地走开。
    自从返魂草在三轮卡上向我扬了一扬手后,我几乎在上下班的路上都能碰见她,不过她都穿得很朴素,纯粹是农村姑娘的打扮。原来她是到离我校不远的一个大山坳里的化工厂中做工。这个化工厂专门生产一种农药,整个工厂臭气弥漫。后来,改作培育蘑菇菌苗,县城里好几位干部子弟便进了这个厂,与返魂草一同上下班的白马姑娘就是其中的一个。白马是她绰号,原叫白马兰,因为她长得既高大又白皙,城里的青年们便以“白马”称之。白马的父亲白国柱是位南下干部,现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返魂草与白马走在一起,一个欣长清秀;性格矜持含蓄,常穿一件带墨绿格子的衣裳;一个高大丰腴,性格开朗大方,常穿一身白色连衣裙。在我看来,她俩很相配。
    秋日的一天午饭后,我和老师们改了一会儿作业,围着楼上办公桌玩起扑克来。侯校长大概是出于亲近下属的动机,没有到离学校不远的家里午休,而是卷入这场“夹张”大战。突然,白马和返魂草走进办公室,白马朝我叫道:“甄老师,紫菀要你教风琴。”
    侯校长朝白马笑了笑,对我说:“有贵客来,甄菁你去吧!”
    我领了她俩进了风琴室,白马笑着对我说:“甄老师,你先弹一曲。”
    “弹(生日歌)好吗?这个歌曲音符长,好学。”我问她俩。
    “好的。”紫菀说。
    我弹了一遍《生日歌》后,站起身来叫紫菀坐下。紫菀怯生生地坐到座位上,略微显得肥胖的手指不知所措起来。  
    白马叫道:“甄菁你教她呀!”
    我在白马的鼓励下,捉住紫莞的左手食指按在一个琴键上,紫菀的指头竟然抖擞起来。顿时白马“咯咯咯”的笑声竟然赛过军营中的晨号,紫菀也忍不住“卟嗤”一声笑了。我站在一旁发懵。这时,侯校长端了两杯开水进来,对我说:“贵客来,甄老师也不知道泡茶。教琴也要注意影响!”然后问白马俩:“你俩都在化工厂里上班?”
    紫菀低垂睫毛答道:“不,我是临时工。”
    白马则转过头去当作没听到他的问话。侯校长讨了个没趣,到办公室里去了。这时白马和紫菀不约而同地对我说:“咱们不学了。”起身走出琴室。侯校长见了,说:“喝了茶再走嘛?”白马和紫菀不理。“蹭蹭蹭”地踩着楼板下了楼。
    白马和紫菀刚走,侯校长老羞成怒地对我说:“学校也不是个娱乐场,把两个妞搞得吱吱呀呀的。你这是癞哈蟆想吃天鹅肉!”
    “我……我……,她俩是来玩玩的嘛!”我委屈地分辩道。    
    “侯校长,话可不能这么说。甄菁已是廿四五岁的人了。我看那个穿格子的对甄菁有点意思。他俩很般配。”戴老花眼镜的朱老师说。侯校长听了再无吭声。这时,楼下小操场上传来白马的数落声:“阴阳怪气的,什么东西!”侯校长听罢,知道这句话是冲着他来的,正待起身发作,朱老师忙拉住他,说:“那个白白个儿的姑娘是白国柱的女儿,侯校长您还是只当没听见的好。”
    侯校长顿时软了,说:“哪能呢!好男不跟女斗嘛!”
    第二天早晨我去学校,看见白马独个儿往化工厂里走,问她:“马兰,紫菀呢?”  
    白马说:“你怎么还不知道?在台湾的他爸来了!”
我愕然:我只知道紫菀有一个胖乎乎的五十来岁的风韵犹存的母亲,怎么突然冒出一个在台湾的爸爸来?
“你没想到吧!甄菁。她爸还是我爸的黄埔军校廿期同学呢!听说现在在台湾是任军一级军官。”
“那么说,她不来上班了?”我茫然地问。
    “谁知道!她这个临时工还是我给介绍的。”
    我心中顿时觉得忐忑不安。傍晚放学回家时,我远远地看见一群披薄呢兰大衣的中年男子,簇拥着穿了一身淡红色连衣裙的紫菀往城西古老的庙宇中去。紫菀显得神采飞扬,飘洒艳丽。也许是没有看见我,她没与我打招呼。
    当过兵的阅历使我迅速地作出判断;那群披大衣的中年男子是军人。
    当晚紫菀打电话到我家,说明天是星期天,叫我开车送她一家去上坟。我回答说:“坟山在哪里?要有一辆车。共几个人?我爸镇里的车是不能借的,因为一个镇府也只有一辆车。”
    话筒里传来白马的一阵“咯咯”笑声,说:
    “好了,教书先生!这么多的问题啊!还不只是她一家人。车嘛……借我爸单位的面包车好了。紫菀爸是很开明的人,我爸去看过他了,连县长、县委书记也到紫菀家登门拜访过呢!我这就回家,车钥匙你到我家拿好了。陌生车,今晚开开熟。”
    我答应了,心想:“哦!原来是搞统一战线。”
这时,一向不管我闲事的父亲问我谁要我去开车,我告诉他是白国柱的女儿打电话来要我去送一个台湾人上坟。我爸说:“叫你去,你就去!要注意礼节。”
坟山在离我学校不远处的公路上方的杉树丛中。好在是星期天,无熟人干扰。
    到了坟山,紫菀爸便跪在坟坦中央大哭起来,边哭边倾诉道:“父亲啊!我是个不孝之子呀!您老人家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不等儿子回来就死了呢?”
    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西装革履的,保养得白白胖胖,没有电影里国民党军官飞扬跋扈的架势,却有着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
    同样白白胖胖的紫菀妈跪在他的身旁,哭哭啼啼的。身穿墨绿格子衣服的紫菀则蹲在坟龛旁抽抽泣泣地在烧纸钱。   
    这是一个用石灰刷就的古老的砖坟。我对这一切显得十分迷茫,站在坟坦边不知如何才好。
    “小伙子,来来来,咱们照个相做纪念。”紫菀爸那显得很和蔼的声音在招呼我。祭坟仪式终于结束了,我又面临着新的尴尬。
    “要注意礼节!”父亲的话在我的耳畔萦绕。我迅速地作出抉择,嘴里喃喃地答:“不……不!对不起。”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几步:我曾被地方造反派平白无故地冠以“具有纵火劣迹”而丢失了在部队中的锦绣前程,我再也不能自我泡制与国民党现役军官勾勾搭搭的罪恶铁证。这时,侯校长那酷刻的面孔似乎映现在我眼前在朝我讥笑。
    “他是大学生,自然看不起咱们乡下人。”紫菀妈对紫菀爸说。紫菀转过脸,向我投来怨恨的眼神,眼眶中噙了泪。
“好了好了,一条海峡隔膜了两代人,可别怪他。”紫菀爸说。他把相机调好,放在坟坦上,随后急匆匆地跑到紫菀旁,一家三人在坟圈里合了影。
我回家的时候,父亲问我吃过饭了没有。我说还没吃。
    “怎么?他家没留你吃饭?”父亲似乎不高兴。
    “是我开了车就走。他家好像也觉得不方便似的。”我说。  
    父亲听后不吭声。
从此,在来回嶂屏中学的路上,我再也见不到紫菀那熟悉的身影。
“也好,反正—切都结束了。”我想。偶尔也到县城街道上逛一圈。一天傍晚,我看到电影院前贴着醒目的《英雄虎胆》的海报,无意中停了下来。忽然听见站在电影院台阶上的一群青年朝着站在海报下的一群姑娘说:“这个囡儿真威风”我的眼睛不禁朝着这群姑娘搜寻,看见紫菀穿着灰白色的仿美制女军装,那种风流秀曼劲儿简直使海报里的阿兰形象黯然失色。她好像看到了我,但装作没看见的样子,犹似在通过一根无线电朝着我耳朵说:“我无意向你示威,请你也不必妒忌。”
我简直受不住这种无名的煎熬,愤然回家,蒙头便睡。
但是我不甘于在她的强烈挑战下败下阵来,军人的气质使我足够有勇气找到她,然后问一声:“怎么了?发了就认不到人了?”
我终于敲响了她家的门。这时紫菀妈恰巧从外面回家,她手里揣着个印有“县政协侨胞大会”的文件袋,温和地问我:“小甄,来家玩吗?快进来!”
 “阿姨,紫菀呢?”我忙问。
 “她呀!跟她舅舅到东北开电器店去了。快进来吧!”紫菀妈一边说,一边捣钥匙开门。   
“不了,阿姨,我还有别的事呢!”我莫名其妙地转身。这时,背后传来紫菀妈即轻微又坚实的一句话:“小甄,紫菀她爸是走大道的一个人。”
我顿时对紫菀妈产生了几分怜悯,转而又自责不已:难道我是认为紫菀爸是不走大道的人,我才来找紫菀的吗?
想到这里,便毅然离开了她的家门。
此后的日子,我在上下班路上经常碰到紫菀妈。她代替了紫菀做临时工的位置,我发现她一下子苍老了许多。
日子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我照常在嶂屏中学任教。
第二年上学期刚结束,我突然接到县人大办公室杨主任打来的电话:人大要进行换届选举和下乡宣传贯彻党的建设现代化祖国的系列方针政策。最近县人大分配到一辆小车,却缺驾驶员,因而在暑期中借用我两个月,工资原单位照发。我便奉命到县人大报了到。
一天早上,我为白主任和调任县公安局长不久的父亲开车到山区慰问红十三军老红军。白主任看见走在公路上步行上班的紫菀妈,忙叫我停车把她带上。紫菀妈上车后,白主任和我父亲便嫂子长嫂子短地与她聊家常。白主任一直叫我把车开到化工厂门口,紫菀妈下车后,车子刚掉头,白主任便开始向我父亲大发脾气:
“我说甄诚哪!我们这些人如果不为党为群众办点实事,那还有什么用!陈忠国同志与咱俩同年入的党,为了祖国统一大业,舍弃全家人的幸福,到台湾继续做地下工作,保护了多少革命同志!去年,他以民间团体的名义,带领当年黄埔军校的同学到家乡考察,回去后不久,被台独极端分子暗杀了。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咱们上了岸,陈忠国同志的家属却至今还被人们看成是反动军官家属。孩子不能考大学,只好到黑龙江去流浪;他的爱人若英同志仍在打临时工。你别看她刚才与咱们说说笑笑的,可内心仍然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对陈忠国同志家属的安置问题,我是想分三步走:第一,通过他的家属和在台温州同乡会出面运回他的骨灰。第二,宣布他为革命烈士。第三……。”
“我的意思是:咱们不能光看着台湾当局的脸色行事,烈士家属的安置问题完全可以先办嘛!”白主任打断我父亲的话说。
“那么,我马上派人去办。”父亲说。
……
直到现在我才一切都明白了,但对紫菀一家人的内心歉疚是代替不了从前对她全家人的误解的。
下半年开学时,县人大换届恰巧结束,白国柱连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我回到了嶂屏中学继续任教。我原来的办公桌已被一位新调来的老师使用,只得在靠墙角的一张三条腿的破小方桌前坐下。
“回来了?怎么人大不要你了?”侯校长呲开一排门牙笑问。
“侯校长,换届工作刚结束,我就回来了。您不是与教育局已讲好的嘛?对了,我这两个月的工资还没领呢!”
“这个工资是不能领的。你代人家干活,怎么好领双层工资?”
“侯校长,这是借用,所以人大那边没给我工资。”
“你在谦虚呢!那边拔根毛也比我们这儿大腿粗,开车领津贴也是钞票。”
我急了,说:“津贴也是没有的。”
这时候校长“嘿嘿”地冷笑了几声,截钉斩铁地说:“你是在为台湾的国民党军官家属开车捞外快!谁知道你在人大开车?除非从县人大那儿开个证明来。”
我急忙一口气跑到县人大白主任办公室。白主任戴着老花眼镜正在写些什么。我尽量憋住一肚子的委屈,对白主任说:“白主任,嶂屏中学不给我暑假的工资。”
 “知道了,”他并没提起头,说:“你去杨主任那儿说一声,叫他打一个电话给教育局长胡忠仓同志。”
我到了人大办公室,向杨主任说明了来由,杨主任嘀咕了一句“怎么搞的”,便拿过一张便笺写道:胡忠仓同志:
请解决甄菁同志暑假两个月到我处借用的工资问题。并在落款处盖上了县人大办公室的印戳,随后对我说: “你把这张证明交给胡忠仓局长就是了。”
我又到了县教育局局长室,胡局长接过我递过的便笺一看,用手指顶了顶椭圆形的眼镜镜缘,把双唇翘起成“O”字形,随即在便笺边写道:
    嶂屏中学负责同志:
暑期县人大借用甄菁同志是经局党委研究后又通知过你的。你到底想干什么!
                                      胡忠仓
写完,他才对我开口:“他还有什么话说,你告诉他到我这里走一趟。”我道声“谢谢胡局长。”随后往嶂屏中学去。
“侯校长,这个证明行嘛?”我恭敬地把便笺双手呈给侯校长。侯校长看了便笺,半晌,才挤出一句话来:“看在这上面印戳的份上,补给你那两个月的工资。”
过了四年,嶂屏中学并入了县城中学。可能是因学历太低,也可能是因上下口碑确实不大好,侯校长在县城中学再无担任任何职位。一天,县城中学校长把一张班主任聘用书递给他,他客气地拒绝说:“我连校长也当厌了,这个尊位可不敢当!”过了几天,他索性从县人民医院弄到一张病历,病退了。
因县城改建的原因,紫菀家的房子拆了。从此,连紫菀妈也不见了。
元旦刚过,春寒袭人,天上竟纷纷扬扬地飘下雪花来。我坐在座落在县城里的、傍山而建的自家三层楼房的二楼房间工作桌旁,点台灯在看《论语》。这间房子是用我父亲十年的补发工资建成的。忽然,楼门外传来了笃笃的敲门声,接着是一个女子的声音:
“有出租的房间吗?”
“有是有,但要隔开。”我答道。
“是要隔开,我还有一个母亲呢!她爱清静。最好是您这个房间,出门便是山。”“这个房间?那我要问声我爸。”
“能否让我进去看看房间?”
我起身开了楼门,见是一位穿着黄色旧军装、戴眼镜、头上裹着围巾的女子。她进了窗台,解下围巾来掸雪,并摘下眼镜用围巾擦试着。
这时我点亮了房间的电灯,她走进房间,说:“房子宽敞嘛!我刚从东北调来到这里教书……”突然她噤声,朝着我目瞪口呆。
我也惊异住了。
我俩就这样僵持了足足有半分钟,又不约而同地扑上去把对方紧紧抱住。电灯在晃动。我喃喃地说:“紫菀,咱们受的创伤太多了,今后咱俩永远在一起,不隔开,不隔开。”她依偎在我的肩头,抽泣不已,轻声而深情地唤道:  “菁哥……菁哥……。”突然,她神经质地一把把我推开,眉目蹙蹙地问:
“嫂子呢?”
我被她问懵了。过了会儿,才俏皮地说:“应该叫爱人,这不是已站在我面前吗?”
她顿时羞潮晕颊,笑涡浅绽,愈发显得风致娟娟。
她宁静下来,与我促膝而谈;
原来,她跟她舅到牡丹江市开了个电器店,柜面生意本来就萧条,靠的是老客户的订单,她舅妗家务之外完全可以腾出时间来站柜台,她便到市里的一所中学代课。四年前,这所中学把仅有的一个推荐上大学名单给了她,这也是党组织的特意安排。毕业后不久,为了照顾她母亲,党组织又把她调到家乡的县城中学来当教师。她的母亲自从县城的房屋拆掉后,回山区的姥姥家陪姥姥去了。
这时,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我接了电话,是白马的声音:
“喂!甄老师,该娶媳妇了。”她已与县人武部的一个参谋结了婚,当然不是毛遂自荐。
“你为我物色了一个目标?”我故意问。
“紫菀回来了,你还不知道吗?”    
我把电话递给紫菀,紫菀弄清了是怎么回事后,笑声嗤然,更显得桃靥含春。
清明节,我驱车同紫菀和她妈去上坟。下车后上山,但见晴晕送暖,岗峦青翠,山花满坡。这时,山道上一位戴斗笠挑祭品的老农下来,我认出他是侯校长。
“侯校长,您早!”我招呼说。
“您?您是……喔!您们也来上坟。应该的,应该的。”
他半晌才认出我。才五十来岁的人,却显得老态龙钟的。
“您老走好。”紫菀搭讪道。一边和她妈让开道。
到了坟坦里,我见坟圈边由我和紫菀在早春时撤下的返魂草种子已长得葱茏芬郁,迎着春阳在朝露生妍。化了纸钱后,紫菀妈朝着坟墓说:“老陈啊!你为革命苦了一辈子哪!女儿紫菀刚从外地调来,和菁儿在一起呢!你如地下有知,显显灵吧!”
话刚落音,一只叫天子“啾”地一声,从返魂草丛中杳入空中,又啁哳着飞回到返魂草丛里。
我默默地说道:叫天子呀!你莫不是在启示我们这一代人要象返魂草一样,做既不赢弱又很本真的人么?
(作者单位:浙江省永嘉县职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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