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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跨文化交际中的词汇

论文查重   作者:陈 磊 白茹雪   时间:2016-11-11    阅读:


(作者简介:陈磊(1974-),男,山东莱阳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日本文学、跨文化交际。白茹雪(1990-),女,河北衡水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日语动词认知。)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跨文化交际下日语“流行语”的词汇分析”,项目编号:257201511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跨文化交际下的语义传递对翻译的影响”, 
项目编号:12544023
陈  磊  白茹雪  东北林业大学
摘要:本文利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分析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障碍,重点强调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认知不同,在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空缺,主要是词汇的不对应、缺失或者误用,从而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并提出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对策和方法。
关键词:认知语言学;跨文化交际;词汇
全球一体化的出现和发展,极大了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人类的生活方式,现代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地球被压缩成“地球村”。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各国之间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沟通和交往,跨文化交际成为人们的需求和发展的必经途径。该概念最初引入我国时,普遍被译成“跨文化交际学”或“跨文化传播学”,一般以外语和语言学为研究方向的学者倾向于前者,对于传播学背景的学者更倾向于后者,但无论哪种译法,都不影响我们对此进行探讨。首先,跨文化交际(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再者,语言和背景具有差异既可以是两个不同文化的差异,比如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也可以指主流文化下亚文化不同,近年来大多数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研究主要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研究,也有少数对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本文探讨的跨文化交际具体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和沟通。
一、跨文化交际先行研究
跨文化交际学是在传播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相互交叉而发展起来的学科,人类学家EdwardT.Hall在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中首次提出“跨文化交际”这一概念同时综合了文化与交际的一些关键和基本问题,指出了不同文化对人际交往沟通,对时间的感知不同,会产生对异文化的误解(Hall,1959),被广泛认为是跨文化交际学产生的标志。1970年跨文化交际学首次以独立的学科出现,进而拉开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学大量的研究的序幕。在超星发现输入跨文化交际检索到47013条结果,由下图可以看出,研究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说明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人们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在外语教学和文化差异方面的研究更为突出。
 
 
 
图1 跨文化交际相关论著发文量趋势图
 
图2 跨文化交际研究方向
80年代初期,深圳大学何道宽教授首次在学术刊物上介绍这一学科,之后,大批外语教师纷纷发表文章介绍国外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情况、论述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以及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和交际能力的培养等,如贾玉新(1992)美国跨文化研究[2];程翠英(2003)论跨文化交际深层障碍[3];高永晨(2005)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价值与培养[4];高永晨(2006)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5];刘越莲(2008)空缺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6];丁岩堂(2009)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障碍与对策[7];胡文仲(2010)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8];吴宝惠(2011)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误区探析[9];胡文仲(2013)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外语教学中如何定位[1];谌莉(2013)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跨文化交际失误[10];刘杨(2014)跨文化交际误解的概念探析[11];王曦(2014)论英语委婉语的使用理据及英汉对比[12];也有外语教师所著的跨文化交际相关专著,如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17],王宏印《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18],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16]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14]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15]等,由于篇幅有限,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二、认知语言学与跨文化交际中的词汇研究
王寅(2006,6)[13]指出:“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与体验的过程,是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互动和协调的产物,是人对外在现实和自身经验的理性看法。语言能力不是独立于其他认知能力的一个自治的符号系统,而是人类整体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而认知语言学强调概念和意义,注重语义的形成与理解,而跨文化交际的实质就是交际双方意义(概念)的交流,跨文化交际从根本上说是认知范畴的交流。跨文化交际的重点在于“跨”,跨越文化又包括两个方面:文化和语言。由此看来,跨文化交际就是语言认知和文化认知的交流。语言和文化的形成都是受人类认知过程的制约和影响。对文化的认知必须通过语言,而对语言的认知离不开对文化的认知,因此,本质上两者没有区别,只不过语言的认知比较明显,而对文化的认知比较隐蔽。
在传统词汇研究的隐喻理论将隐喻看作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法,而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不但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在本质上是人类理解周围世界的一种感知和形成概念的工具”,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利用简单的、具体的概念来描述各种复杂的、抽象的概念,从而形成不同领域概念之间的映射。日语中的词汇尤其是动词的多义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多义词各个义项构成一个范畴,其中有一个是中心义项,其他义项根据家族相似性相互形成联系,而中心义项和其他义项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隐喻实现意义的延伸和扩展,从而形成一个范畴。但是当两种文化交流时,由于各自语言、文化以及认知过程不同,势必会出现意义无法一一对应,无法实现说话者发出信息和听话者接受信息的完全等值,就容易出现信息误解而导致交际失误。
三、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形成原因及对策
(一)跨文化交际的障碍形成原因
由于认知过程不同,从而可能形成对同一事物的概念也不同(这其中也包含文化的因素),或者对目的语认识不够,并且大多数人在跨文化交际中容易受母语的影响,反映在语言上则是词汇的使用不同,从而导致了词汇的认知空缺,跨文化交际障碍由此产生。比如在中国人和说英语的国家的人们之间,见面时中国人打招呼一般会说“今天吃了么?(Have you eaten?)而说英语的人则认为这不是一种问候方式。中国人在帮助别人之后一般会说“这是我应该做的”(It’s my duty to do this),这样的回答,会给对方一种“这是我不得已要做的”感觉,另外中国人一般谈论别人的年龄、家庭等话题,而对于欧美国家的人来说这属于侵犯个人隐私的行为,是不礼貌的行为。这就是由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认知过程、价值观形成、社会习俗等方面不同造成的。再比如中日两国人在交流时,中国人一般都说下棋,而日本人却用“将棋を指す”,而不用“下す”这个词,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认知里面棋类比赛时棋的变化是从高处到低处,从而用“下”这个动词,而在日本人的认知里面,棋的前端是尖的,并且厚度比中国的棋要薄很多,只能在棋盘上移动,当在棋盘上移动时是向前推,由于尖头指着对手的方向,由此使用了“指す”这一动词,而不是“下す”。类似的情况还有下雨打伞,在日语里也是用“指す”这个词。在名词词汇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在汉字传入日本时,汉语中有种水稻那样的田地,还有种小麦、玉米这样的旱地,而当与日语对应时,却发现日语词汇中找不到这样一个词与之一一对应。只有“田”这个词,这是由于日本是岛国,四面环海,大部分的田地都是种水稻,而没有“旱地”,为了能够实现交际的畅通,日本人创造了“畑”这个词,用火字旁加一个田字形象的表示了旱地的概念,弥补了跨文化交际中词汇空缺的问题,类似的还有日语中“峠”这个词,表示山峰的意思,这些日本人自创的单词,在汉语中是没有的,但是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日跨文化交际过程中词汇空缺的问题。
(二)外语教学方面对策
为了能够保证跨文化交际的有效实现,在外语教学方面,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对策:第一:可以开设专门的一些文化有关的课程,如“日本概况”“日本经济”“日本社会”“日本文化”等,这些课程都有特定的内容提纲,可以让学生了解关于日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一些内容,从文化这一深层方面认识和了解当地社会习俗,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日语中词汇的使用特点。第二、重新认识词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词汇不是任意的,是和人类认知息息相关的。在学习词汇阶段,尝试利用隐喻原则深入理解词汇的延伸和扩展意义,掌握词汇内部变化。第三、在心理和情感上超越本土文化的限制,做一个多元文化的人,着重培养学生的“文化移情能力”,进行文化交际,要适当调节自己的言语行为,缩小与对方语言、行为的距离。比如在和日本人交流时,如果只用自己本土语言进行交流是实现不了有效的沟通,自然导致交际的困难,如果夹杂虽然蹩脚但是能够达意的语言,往往会使交流顺畅许多。
四、结论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阐述了造成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原因是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认知方式、价值观和社会习俗不同,在跨文化交际中造成语言(主要是词汇)和文化空缺,并提出实现跨文化交际有效沟通的对策,即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文化移情能力,开设相关文化课程,让学生深层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要系统重点学习词汇,利用隐喻原则,重新认识对方语言词汇,形成词汇网络库,在多元文化应有的张力和独立的个性中进行沟通,相互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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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翠英.论跨文化交际深层障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1:81-82+84-87.
[4]高永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移情能力的价值与培养[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5,12:17-19+34.
[5]高永晨.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6,11:26-28+55.
[6]刘越莲.空缺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J].外语学刊,2008,No.14102:131-134.
[7]丁岩堂.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分析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障碍与对策[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No.12203:114-115+44.
[8]胡文仲.从学科建设角度看我国跨文化交际学的现状和未来[J].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v.33;No.19006:28-32.
[9]吴宝惠.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误区探析[J].理论导刊,2011,No.32512:93-94.
[10]谌莉.从认知语言学角度看跨文化交际失误[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3,v.19;No.10501:125-127.
[11]刘杨.跨文化交际误解的概念探析[J].中华文化论坛,2014,No.10008:112-117+192.
[12]王曦.论英语委婉语的使用理据及英汉对比[J].外语学刊,2014,No.18005:69-71.
[13]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14]胡文仲,高一虹.外语教学与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15]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16]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17]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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