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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耽溺到逃离:安妮宝贝的城市书写

北方文学   作者:吴晓君   时间:2017-05-18    阅读: 次   


从耽溺到逃离:安妮宝贝的城市书写
吴晓君  武汉大学文学院
在广场的墙脚,老头们静坐着看年轻人走过;他跟他们并排坐在一起。欲望已经变成记忆。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摘要:安妮宝贝早期作品中的城市体现了商业文明高度发展下物质喧嚣与精神萧条之间的悖论,也反映了作者恋物与虚无的双重思想。受现代主义影响,安妮宝贝的城市书写偏重于主观印象的描摹,最终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城市意义的失落,同时完成了作者文学创作主阵地由城市到自然的转移。
关键词:城市书写;安妮宝贝;消费主义
安妮宝贝无意做一个城市的记录者,然而,她却在叙述过程中不经意做到了这一点。作者笔下的城市光怪陆离又充满矛盾——炽热与冰冷、狂欢与寂静、繁华与荒凉彼此对立统一,一系列表象最终指向商业文明高度发展下物质喧嚣与精神萧条之间不可逆转的悖论。美国城市研究的芝加哥学派曾指出,城市是自然的产物,但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城市与故事主人公也有着极为相近的特质。
一、华丽外衣包裹下的寂寞空城
安妮宝贝的写作伴随着中国消费文化语境的生成,物欲完成了对心灵的扫荡与统治,商品像一套体系完备的标签,实现了对人的反定义;而作者正是凭借消费的象征符码为作品树立了特有的标志:
她穿着丝缎的刺绣短裙,裹着粉红的披肩和镶皮草薄大衣,脚上却赤裸的穿着一双细高跟的凉鞋式拖鞋,上面缀着人造水钻和金丝线,挎一只鳄鱼皮的小背包。[1]
对主人公臻于极致的物欲描写在安妮宝贝的作品中比比皆是,这也使得其作品具备了强烈的排他性。可以说,安妮宝贝笔下的城市是特定阶级视线的聚焦。摩天大楼、商业街、地铁站这些浸透着西方现代物质文明的场所是安妮宝贝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城市名牌”,而城市文化的展现则由Espresso咖啡、Kenzo香水、欧洲艺术电影等一系列代表“品位”的意象来完成。话语层面的刻意营造使安妮宝贝在其作品与读者之间构造出了一种召唤性的身份认同,小资一族的优越感与虚荣心也由此得到满足,而城市的骄傲与睥睨也跃然纸上。
安妮宝贝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颇多,如果说消费主义的狂欢是作者早期作品的华丽外衣,那么荒诞主义的虚无则是她企图展现的情感内核。在多本书的序言中,作者都反复强调自己关注的是“灵魂”、“人性的虚无、绝望”;她笔下的主人公拥有香车宝马、锦衣玉食,却始终难获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安妮宝贝故事的结局往往是破碎的,她认为包围着人们的只是一种绝对的空虚,而所有的产生、消耗,都是为了消失。作者备受指摘的“拜金主义”实质上类似张爱玲的“恋物癖”,都是绝望的人在坠入深渊之前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物质的繁荣造就了城市,却也成为了个体生命意义的空洞能指,无法承担市民的精神需求。现代主义的源泉正是对高度发展的城市的拒斥,因此对城市的叙述模式也转向了表现城市压力的主观印象和内心现实。安妮宝贝笔下的城市与人群同样被赋予了强烈主观情感色彩:
夜色中的城市,就像一片湮没的石头森林。[2]
冬日的上海,人们像鸟一样瑟缩着从巨大的楼群阴影里走过,走在大街上的人,永远都是淡漠的表情,匆促的脚步。[3]
纸醉金迷之下,城市的真实色调是灰暗的,质地是冷硬的。安妮宝贝笔下的主人公们居住其中,信奉犬儒主义,背离大众审美,这群城市边缘人依靠边缘职业(自由撰稿人、网络编辑、艳舞女郎等)谋生,时而挥霍,时而窘迫,毫无对未来的规划;他们离群索居,昼伏夜出,混迹于酒吧、咖啡馆,放纵身体欲求,罔顾普世道德。依靠贸易发展而来的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有利益至上的潜规则,从而催生了这样一群精神变异的畸形产儿。学者季剑青曾这样总结Richard Lehan在The City in the Literature一书中提到城市发展过程:“城市从早期的神圣城市到启蒙时期的城市,最后到现代大都市,基本上处在一个不断‘堕落’的过程中。与此相对应的是,城市中的人从较早时候(如巴尔扎克笔下)的活跃的、积极参与性的力量逐渐蜕化为受城市控制、对城市无能为力而退缩到内心领域中的漫游者和旁观者。”[4]安妮宝贝的文学写作源于她本人的生活经验,一切景语皆情语,相比较客观存在的城市,安妮宝贝笔下的城市更接近于由个人内心境遇投射出的海市蜃楼。或者说,作品中城市幻化成了如作者或作者笔下主人公一般精致细腻却冰冷幽怨的女子,竭力用繁盛遮掩虚无,用泪水吟唱伤痕,用喧嚣驱赶孤独,用冷漠对抗不安,自叹自怜又自我沉溺,却难逃“空城”的实质。
二、觉今“是”而昨“非”
城市曾是安妮宝贝创作的主阵地,但她的精心雕琢却无法为城市构建出坚实的精神内核。疲惫的作者决定走出城市,寻找困境中的救赎。她将目光投向了与世隔绝的雪山,以墨脱为背景的小说《莲花》成为了安妮宝贝的转型之作。佛教认为莲花代表着新世界的诞生,于是物欲与空虚的交织终成过去式,安妮宝贝开始在原始生命的美和尊严中追寻存在的意义。作者的“出走”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城市文明的离弃。2014年6月,安妮宝贝宣布更改笔名为“庆山”,并对其含义做出了如下解释:
“庆是有一种欢喜赞颂的意思,……它对事物或者对周围的世界,对每一个人,有一种赞美敬仰的方式,而不是消极的、灰暗的态度。山是因为我自己旅行,我爬过非常多的高山,山有时候是从海洋变出来的,它看起来很结实,好像是大地上特别稳定的东西,事实上它是有神性的,它跟天地都是联结在一起,它是一个中间的过渡部分。”[5]
“庆山”代表隐逸的欢喜,这份欢喜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不同的是,陶渊明逃避的是官场的阿谀、争斗,安妮宝贝挥别却的是她心中浮华却晦暗的城市生活圈。以“庆山”为新笔名,安妮宝贝出版了散文集《得未曾有》,新作语言舒展流畅,情感基调淡泊平和,一改当年诡谲、冷酷、阴柔的风格,全书流露出的对宗教关怀也凸显出了作者的出世之心。但是,安妮宝贝的这一转变,却无法做到在客观现实层面上否定城市文明。
早在2003年,学者郑国庆就在《当代文学评论》上发表了对安妮宝贝文学创作的看法,他指出:“在某种程度上,安妮宝贝特别像是八九十年代陈染与九十、本世纪初消费文化媾和的产物,一方面是现代主义式对‘个我’形而上关注的‘虚无’、‘绝望’,另一方面则是非常实际的所谓‘优雅’物质、品味、情调的艳羡和享受……当社会现实被抽空后,文学似乎就只能在二者之间摇摆,不是遁入空洞的形而上,就是沉溺于对物质细节的张爱玲式的愉悦。”[6]当我们重新审视安妮宝贝的城市书写,在物质细节的铺陈与虚无绝望的阐释之外再无其他多元化的可能,“广阔的社会现实、不同人群的生存境遇、公民权利的争取,全都不再进入作者的视野”[7]。作者笔下的城市是绵软、空洞的,相比较贾平凹的“西安书写”、叶兆言的“南京书写”、刘震云的“北京书写”,安妮宝贝并没有赋予城市以历史感和地域感,于是城市失去了特色,变成了消费符号的象征及物质的附庸,城市与城市间发生了趋同。这也使得安妮宝贝的城市书写显得浮光掠影,缺少了王安忆《长恨歌》史诗式的厚重底蕴。由此可见,当现实阅历的贫瘠遭遇情感的泛滥,城市的形象会发生审美的幻想化并成为超现实的存在,因为城市想象将占据城市表述的主体,而自我抚慰式的创作也会局限作家创作的视野。
安妮宝贝在《莲花》的序言中曾说:“我一直认为小说应该代表着一种内向自省,代表对表象的超越,它能扩大心灵的范畴,增加对人性和事物诸多可能性和复杂性的理解。”[8]她将自己逃离城市回归自然看作是一种自省和超越,以墨脱为代表的诗意桃花源将成为她的另一方天地。然而,只有安妮宝贝能够彻底抛弃精神借宿的小资姿态、从山水田园中收获内心的敬畏与精神回归的喜悦并真正融入其中时,她才能变成名副其实的“庆山”。如若不然,隐逸之地将不过是城市想象中的“他者”,安妮宝贝也将成为城市与远方的双重异乡人。
参考文献:
[1]安妮宝贝.彼岸花[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安妮宝贝.告别薇安[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2.
[3]安妮宝贝.八月未央[M].海口:南海出版社,2002.
[4]安妮宝贝.莲花[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5]郑国庆.安妮宝贝、“小资”文化与文学场域的变化[J].当代作家评论,2003,(6).
[6]张宏声.“文学中的城市”与“城市想象”研究[J].文学评论,2007,(1).
[7]陈晓明.城市文学:无法现身的“他者”[J].文艺研究,2006,(1).
 


[1] 《彼岸花》,安妮宝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2] 《告别薇安》,安妮宝贝,南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216页。
[3] 《八月未央》,安妮宝贝,南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页。
[4] 《体例与方法》,季剑青,《现代中国》第五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5] 安妮宝贝解释改名“庆山”原因,详见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625/c87423-25197178.html。
[6] 《安妮宝贝、“小资”文化与文学场域的变化》,郑国庆,《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6期,第74页。
[7] 同上,第74页。
[8] 《莲花》序言,安妮宝贝,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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