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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彭家煌小说的创作特色

北方文学   作者:马业涵   时间:2017-05-18    阅读: 次   


论彭家煌小说的创作特色
   马业涵  齐齐哈尔中学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研究者曾经这样说过: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彭家煌是一位创作颇有成就,却至今尚未受到人们重视并获得应有地位的作家。他的名字与生平,在一般读者中近乎湮没无闻。即使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工作者中,也不大为人熟知。”[1](P1)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不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茅盾曾在文章中赞赏过他的短篇小说《怂恿》:“浓厚的地方色彩,活泼的带着土音的对话,紧张的动作,多样的人物,错综的故事的发展——都使得这一篇短篇小说成为那个时期最好的农民小说之一。”[2]P28能得到如此大家的赞赏,其作品之优秀可见一斑。
彭家煌作为五四初期作家,其风格却与当时“呐喊”“自伤”的创作特征不同,彭家煌是较为冷静客观地对事件进行陈述,没有明显的感情倾向,在朴实的叙述中反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部分社会现象,来表现人道主义关怀。其中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审视与批判是其着重展现的社会现象之一。彭家煌笔下的部分悲剧不同于一般的悲剧现象,悲剧的主要特征要求悲剧主人公在根本上必须是无辜的受害者,而彭家煌并未以悲悯的目光审视人物,也未刻意地将其塑造为悲剧形象,而是随着事件的发展使主人公逐渐渲染上悲剧色彩,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形象,多是悲喜交织的,但揭示的仍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剧。以《节妇》为例,女主人公阿银是一个被候补道大人夫人以八元钱“高价”买来的乞丐,却“伺候”了候补道大人祖孙三代。在这个过程中,她体验到了做女人的快感,被挑拨起来的少女的春心,对生命和爱情产生了强烈的渴求和欲望,但基于伦理道德和候补道大人家门不可受损的名誉的束缚,幸福终究不是她这样的“下等人”能够企及的,这是阿银的悲剧;另一方面,她也从中得到了爱情的滋润,使她的生命“由残秋转向新春”、“在她的生命上感着一种不可名状的需求与满足”,与振黄的“接触”也是其心之所向的,她由此获得了真正的生命,是作为乞丐、奴婢、亲姆、太婆时不敢企及、奢望的,这是阿银生命中的喜。而《怂恿》中的政屏夫人——“二娘子”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受害者了,她受到旧中国封建制度的深重残害,没有女性作为一个人的人权,只能任由族中一霸牛七和丈夫的摆布,为了丈夫的一己私利,甚至愿意为两头猪去死,最为可悲的不是“人价不如猪价”,而是她自身并没有察觉到这样的命运对她来说是不公的,她并不想争取、反抗,而是习惯并且默认了女人的卑贱地位,这是二娘子的悲剧,更是彼时中国农村宗法制度下女性的悲剧。
彭家煌是中国现代乡土写实小说作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封闭破落的农村生活状态以及祖先传下来至今已畸形的文化生态也是彭家煌小说的主题之一。以《活鬼》为例,彭家煌在这篇小说中着重刻画着“伶俐、驯良”的邹咸亲和有着“女多男少的畸形家庭组织”的少年荷生这两个人物形象。咸亲是一个外来人,却带来一种莫名的好感,使人们都愿意照顾他,他便在小学校做了厨子,荷生是家中唯一的男丁,“老农深感着一个孙男没有换洗的”,于是寡媳努力工作,连孙女也步了后尘,却都没有成绩报销出来,为了绵延家族,年方十三四岁不谙男女之事的荷生不得不奉祖父之命,趁早娶了大自己十来岁的媳妇儿,好继承家业,“也使老农一无牵挂的溘然长逝”。自此,家中深夜好像总有些奇怪的动静。咸亲在学校的孩童中是有能捕妖捉怪、画符驱鬼的名誉的,咸亲先是博得了荷生的喜爱与信任,继而走进了荷生的家庭,以其“能自致青云之上”的才智策划了一场阴谋,与得不到满足、无处“消磨过剩的精力”的荷生嫂偷情,最终事迹败露,咸亲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亦如他神秘的到来。彭家煌通过对荷生一家畸形的结构和咸亲自导自演的一场诡计的描写,批判着传统观念中被扭曲的子嗣观念,暗讽了传统民俗的劣根性。
脱离了熟悉的乡土、民俗的题材,彭家煌对庸常生活中的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描写也毫不逊色。严家炎先生曾说:“ 从第一个短篇集《怂恿》开始,彭家煌就同时显露出了两副笔墨、两手本领:既能写具有浓重湖南气息的农村生活,也能用细腻而带有嘲讽的笔法写市民和知识分子。”[1]P3《隔壁人家》整篇文章只有不足一千个字,虽“小”却“精悍”,只通过对“隔壁亭子间不断传出的女人的声音”的描写,就道出了夫妻之间的矛盾和自己深夜归家的缘由,并默默同隔壁亭子间的男人结成了无言的体谅,简洁而有力;《劫》中的何先生,看似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实则却是一个不讲究道义的伪君子,嘴里讲着仁义礼节,脑子里却满是淫秽污垢,揭露了被掩藏在人道后的都市社会的黑暗;《莫校长》借写莫校长借助办学捞钱的事件,将对教育不负责任,明明只顾私利却自命清高的假学者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披露了教育界的肮脏本质和一些惺惺作态的“教育者”的丑恶嘴脸。
彭家煌作与沈从文虽同为湘地乡土小说作家,生长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村镇(如溪镇),文章中都带有较为浓郁的乡土色彩,但创作风格的趋向就大相径庭了。沈从文趋于浪漫主义,讲求小说的诗意,他笔下的湘西风光秀丽,人情质朴,如汪曾祺所言,《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4]而彭家煌则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乡村生活,敢于正视无知的农民的辛酸与苦难。与同为湘地乡土写实小说作家的黎锦明相比,彭家煌又多出了些许乡土的气息。鲁迅先生谈乡土文学,评价黎锦明时说:“他大约是自小就离开了故乡的。在作品里,很少乡土气息,但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3]P11彭家煌自小生长在湖南,浓厚的地方色彩是他小说的特色,通过对带有地方口语的对话的运用,将人物形象刻画得活灵活现,也使他笔下的农村生活深刻动人。如《陈四爹的牛》中,陈四爹是一个“有钱有地而且上了年纪的人,靠着租谷的收入,本来可以偷安半辈子”的土财主,却不知满足,于是收回部分佃田买了一条很不错的黄牛,预备耕个几年田,卖了皮肉挣它个几十块钱,他雇了老实胆小的猪三哈来看牛,要求其做得多,却不给他吃饱饭,猪三哈不敢反抗,总是以“嘻,嘻,嘻!是,是,是”的应着,他以为自己给在溪镇势力大的陈四爹看牛,自己的势力也大,于是对于骂他的人,他总是在喉咙里咕叽一句:“娘个大头菜。”不管别人听见与否,都觉得自己胜利了。“陈四爹永远不能忘记牛的肚子曾凹过一回,也就不忍让猪三哈的肚子凸一回。”还说:“酒醉聪明汉,饭胀死呆驼,其所以你不灵活末,全是饭吃多了散!穷人肚皮大,越吃越饿,越吃越穷!”猪三哈饿得恍惚丢了牛,最后绝望地跳湖自尽,可也没见人同情,倒不如一条牛死的轰动。作者通过讽刺猪三哈懦弱、自我安慰、自我陶醉的阿Q精神,侧面勾勒出了生活在宗法制农村社会底层的农民的苦难生活。
彭家煌小说作品中亦满怀人道主义情怀,反对一切基于种族、国别、性别的歧视。《Dismeryer先生》中便充分体现了彭对于同样贫穷且备受压迫的外国人的同情与怜悯,P夫妇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地生活,同时还接济着失了工作的驻华德国人Dismeryer先生,虽然自己也几乎一贫如洗,但如若自己有一点儿自私自利的想法,也会为之感到深切的羞愧与内疚。彭家煌既然能借P先生的口道出“野兽的横暴是不分区域的,不论国内国外,处处都有,它们张牙舞爪谁敢去抵抗,Dismeryer比我们中国人的遭遇更悲惨,他和我们一样,立在被作践的地位,我们该援助,该同情。”这样的话,正所谓文如其人,说明P夫妇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射出了彭家煌真实的心理立场和观点,这样的见解在当时可谓是独具慧眼的。《节妇》、《军事》、《怂恿》等小说中亦表达了彭家煌对传统思想观念中男尊女卑的地位的不满,可以看出他反对性别差别待遇,提倡男女平等,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
彭家煌小说结尾的创作十分讲究委婉蕴藉,在小说结尾处埋下伏笔制造悬念,引发读者深思,耐人寻味。如《Dismeryer先生》一文中,D先生受到P夫妇的“冷遇”之后,悄无声息的消失了,“只有几件破烂的行李依然冷寂的躺在水门汀上”,“P夫妇在无聊的安静中,‘D先生究竟到哪里去了呢?’成为了脑子里时常萦纡着的问题”,这也成为了读者脑子中萦纡着的问题;又如《怂恿》中二娘子“死后”,没得谁再见过她,可是政屏虚掩着的房门里却有一堆黑影,含蓄的结尾使小说又增了神秘感,如若一笔点透,太过直白,怕是不会如此引人入胜了。
彭家煌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作家,黎锦明先生曾为他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彭家煌君》,文章中表达了老先生对彭家煌的高度赞扬与欣赏,他是这样讲彭家煌的:“对于友人,家庭,社会,一体的诚挚,从没有听说有谁说过他的错。如果友人穷了,他甚至可以当了自己的被来周济你。但他却从不曾向友人作过什么困难的请求的。”[5]正是因为彭家煌这种为人正直,心软意活,乐善好施的做派,和犀利深刻,对旧社会旧观念的批判鞭辟入里的作品,使他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赞赏与敬佩,这样金子般的人格也使他没有被时间埋没,而得到了后辈的关注,并被载入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史册。
参考文献:
[1]严家炎.论彭家煌的小说——《彭家煌小说选》前言[A].彭家煌小说选[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茅盾.导言[A]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影印本)[C]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
[3]鲁迅.导言[A]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影印本)[C]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
[4]汪曾祺.又读《边城》,《读书》杂志,1993(1).
[5]黎锦明.《纪念彭家煌君》,《现代》杂志4卷1期,1933年11月,转自严家炎.论彭家煌的小说——《彭家煌小说选》前言[A].彭家煌小说选[C].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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