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文学网
欢迎文学爱好者踊跃投稿与订阅《北方文学》杂志!
   当前位置当前位置:首页 > 影视鉴赏 > 以《红高梁》为例浅析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

以《红高梁》为例浅析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

北方文学   作者:秦晓文 占 琦   时间:2017-04-13    阅读: 次   


以《红高梁》为例浅析从小说到电视剧的改编
秦晓文  占  琦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
摘要:小说改编为电视剧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电视剧的优势,从电视剧的角度表现出与文学作品不同的艺术美。本文通过宏观与微观个案研究的研究方法,分析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改编为电视剧的成就和不足,并以其为例论述小说改编为电视剧的基本情况,分析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优点和缺点,并对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方法。
关键词:红高粱;改编;电视剧;文学
小说《红高粱家族》本身具有很高的文学精神,在张艺谋电影《红高粱》的推动下,加之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浪潮,在媒介重心由文字向影像转移的过程中,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已是顺势而为。以《红高粱》为例,根据电视剧改编的基本情况,通过对小说和电视剧的对比分析电视剧《红高粱》改编的优缺点,为小说乃至所有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提供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一、《红高梁》改编基本情况分析
小说《红高梁家族》通过“我”的叙述,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祖先在高密东北乡上演的一幕幕轰轰烈烈、英勇悲壮的故事,其中穿插了“爷爷”、“奶奶”和爱情故事和抗击日寇的民族故事。电视剧《红高梁》在情节和人物形象塑造上都对小说有一定改编。
在情节上,小说是以倒叙和插叙的方式来记叙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以“我父亲”和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敌人的汽车队的伟大事迹开篇,在接下来的叙述中穿插着“我爷爷”和“我奶奶”的爱情故事、日本人对高密百姓的欺辱、“我爷爷”作为土匪和黑眼等人的对抗等事件。而电视剧则是由前任高密的吴县长被杀和新任县长朱豪三的走马上任缓缓拉开序幕,运用顺叙的手法,将余占鳌作为土匪的抗日活动作为一条线索与余占鳌和戴九莲两人的爱情这另一条线索交叉进行描写。
“九月九,酿新酒,好酒出在咱的手,好酒……”每年九月初九,高粱成熟该酿新高粱酒时,都得拜酒神,酒神保佑着高密人民酿好酒。小说中并没有“祭酒神”的片段,这一首《酒神曲》最先出现在张艺谋导演的电影《红高粱》中,在电视剧《红高粱》中唱响《酒神曲》是在第7集九儿送大少奶奶去县里戒烟回来在院子里听到《酒神曲》响起,到烧锅上观看罗汉带领众人“祭酒神”,强壮而豪情,整个“祭酒神”的过程让人震撼,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习俗既是对酒神的尊敬,也是一种祈福的方式,使酒神保佑后人酿好酒。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电视剧《红高粱》中余占鳌的人物形象与小说几近相同,而对戴凤莲的人物形象则稍有改动。小说中“我奶奶”戴凤莲既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是抗日的女英雄,也是一位风流的女子。小说中她和多个男人有私情,她在花轿上偷看轿夫赤裸的脊背,和“我爷爷”余占鳌在高粱地里野合,在罗汉大爷要离开单家单家时,奶奶倚在草垛上,搂着罗汉大爷的肩,“留下吧,你要我……我也给你……”虽然关于奶奶是否与刘罗汉有染,现已无法查清,但“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所以这也并非是空穴来风;她还与黑眼有私情,被爷爷看到,致使爷爷和黑眼决斗。
而电视剧《红高梁》中用“九儿”这个乳名来代替“戴凤莲”,让人感到亲切,同时也表现出她的单纯、善良。剧中一改小说中戴凤莲的风流,删除了她与刘罗汉、黑眼等人不清不楚的关系,对感情忠贞不二。
二、《红高梁》改编得失分析
由小说《红高梁家族》改编后的电视剧《红高梁》在环境选择、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拍摄技巧上都有成功之处。
在环境选择上,电视剧版《红高粱》在山东高密拍摄,完全按照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季节,导演注重细节真实,特地选择“高粱红了”的时候拍摄,天空和高粱都呈现出它们原本的样子,给人轻松明快的感觉。
电视剧发挥叙事的特长,拓宽了时间跨度。小说中对戴凤莲的个人经历和婚前的家庭情况没有过多介绍,而电视剧中为她构建了一个婚前的家庭,还增加了她在婚前与张俊杰两小无猜、情投意合的甜蜜恋情,使人物在纵向上得到延伸。
在情节安排上,莫言的本意是描写抗日战争的历史及战争下人物灵魂的变化,但是在电视剧大众化的今天,情感戏、宫斗戏似乎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为了能在今天这个时代讲述上个世纪的故事,电视剧中将对莫言原著小说的理解和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融合起来,在剧中增加了许多情感戏,宅门宫斗戏。
在拍摄技巧上,电视剧注重红高粱的场景、颠轿的过程、酿酒的仪式,每一次对高粱地慢镜头的拍摄,都营造了不同的氛围,将九儿在轿中的细微表情都尽收镜头下,对轿夫的身体特写凸显出阳刚之气。凸显了电视剧《红高粱》的艺术感染力,将人物的悲剧美衬托得饱满强烈,升华了电视剧的艺术效果。
虽然小说改编成电视剧取得了一些成功,但不足之处仍然存在。例如电视剧不如原著留给人更多想象的空间,影像、声音相比于文字在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方面确实有所欠缺。电视剧在表现野性方面,没有原著那般强烈,尤其体现在余占鳌对待九儿的态度上,原著中余占鳌是两人感情的主导者,无论是两人感情的开始还是余占鳌的出轨,都表现了余占鳌的霸道、野性;而在电视剧中倒是将九儿的野性表现得有些过火,使九儿失去了女儿家应有的温柔。电视剧丢掉了小说本身所坚守的核心——对酒神精神的高歌、对民间抗日的书写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当下的反思;电视剧追求“价格内核”,为了迎合观众的喜好,增加了许多虚拟的桥段,过分注重观众的视觉感受,存在着背离原著的现象。
三、小说改编成电视剧要注意有问题
中国从来不缺优秀的文学作品,缺少的是改编的能力。放眼整个文学界,沈从文,巴金,老舍,鲁迅等大家的作品,很少有人敢改编。“改编”,说到底是一份“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因为改编既要尊重原著,又要面对受众,改的太多,背离原著,改的太少,则又一成不变,没有新意。那么,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首先,在改编时要从电视媒介的传播规律和电视艺术独特的创作规律出发,以声画造型为传播方式,运用艺术的审美思维,把握和表现客观世界,通过塑造鲜明的屏幕形象,达到以情感人的屏幕艺术形态。
其次,电视剧面对的都是普通大众,所以在改编时要求改编内容要充分考虑电视剧的接受群体,要符合观众的审美层次。这就需要编剧团队提高自己的创造力,将当代人们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融入到电视剧的创作之中。电视剧的播出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像电影在短时间内结束放映,而且在播出期间,观众会因为自己的小事或者广告的插入中断观看。在这一方面,就要求编剧要把吸引观众注意力作为改编和拍摄的重点,充分发挥电视剧的叙事优势,在电视剧中设置悬念,增加一些观众喜欢的情节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但也要切忌单纯追求收视率而使电视剧陷入“俗”的陷阱之中。
再次,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既要“形似”,也要“神似”,这就要求在改编时尽可能地尊重原著。例如电视剧《红高梁》与原著相比,周迅饰演的“九儿”缺少乡土气息,没有女性在爱情里的柔情似水,不符合原著读者心中九儿的形象。在“神似”方面,电视剧中九儿的形象被刻意美化,但却使九儿在小说中率性、另类、敢想敢做的性格表现得不足。这也就要求在改编时要充分把握原著中人物的灵魂,揣摩人物的性格特点,要塑造出既符合观众心中所想又与前人不同的人物形象。
最后,电视剧虽然有着独特的叙事优势,但也容易导致剧情拖拖拉拉,结构松散不紧凑。评价一个改编作品的好坏不在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了原著,而是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用新的媒介创作的作品,是否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该媒介的叙事优势,是否具有艺术魅力和打动人心的感染力。所以,改编不能止于“改”和“编”,更要创造,用小说和电视剧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魅力,这是对编剧改编能力的重大考验。
参考文献:
[1]杰·瓦格纳.改编的三种形式[J].世界电影,1982,4.
[2]莫言.红高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9-99.
[3]许林娟.莫言小说《红高粱》及其改编电视剧的探究[D].汉中:陕西理工学院,2015.
[4]毛凌滢.从文字到影像: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27-238.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