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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荒野中跋涉——试论《古船》中的苦难意识

论文查重   作者:黄曼旖   时间:2015-12-18    阅读:


 

 
华南师范大学
 
摘要:《古船》作为寻根小说中的杰出作品,历来以凝重而拙朴的意蕴独树一帜。其中的苦难意识尤为突出:苦难的根源是传统的流弊;苦难的洗礼造就现实的困境;苦难的记忆关涉后代的发展。
关键词:古船;张炜;苦难;历史
《古船》呈现出的“荒野”与“现代”的博弈隐喻着现代人的挣扎。苦难是洼狸镇人民生活的重要部分,受难者隋家人、李家人和施暴者赵家人在时代的操纵下相互对抗。但市场化、工业化下乡土消解,苦难的施与受的关系也逐渐崩裂。如果说乡村的宗法规则与苦难的过去紧密相连,那现代工业是否就意味着苦难的终结?
一、苦难的洗礼
(一)对灵肉的毁坏
幼年的家族之痛是隋家三兄妹的的这道坎,而个人身上的苦难毁坏了他们的肉体与精神。
早年目睹了父亲隋迎之和后母茴子的悲剧命运,大哥隋抱朴身体强壮,却身患“怯病”。一方面,隋抱朴的怯懦体现在他对粉丝厂的无欲无求上。抱朴在粉丝厂出现“倒缸”时挺身而出,此外便封闭自我。但他费心算账以求复仇,从侧面反映了抱朴对粉丝厂的关注,只是这“怯病”限制了开拓事业的脚步。另一方面,抱朴的怯懦也体现在他对爱情的避而远之。蓖麻林里,大胆的小葵愿意主动拉着抱朴在全镇人面前公开两人的恋情,抱朴却“终究没有站起来”。
而弟弟隋见素其实并没有完整地见证过去的苦难,但是老隋家的悲剧命运同样逼着他成了“失精家”,精神亢奋,继而演变成绝症。从洼狸镇粉丝大厂从集体所有变成私营开始,见素便一直谋划着怎么从赵多多手中夺回老隋家的祖业。在高顶街大会上,他与赵多多争夺粉丝厂失败后便病倒了。大夫郭运说他:“正气已衰,耐不住攻伐重剂。”[1]“正气”或许意味着人身上的精气神,同时也预示着见素未来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丧失正直的品质。
苦难不仅剥夺了隋含章追求爱情和婚姻的权利,更带来精神和身体上的伤害。与四爷爷“干父女”外衣下不正当的关系损坏了她的健康,造成心灵的重压:“她亲手给老隋家留下了最屈辱的一笔,一想到这里就无地自容。”由于不洁之感,她拒绝与未婚夫李知常成婚,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
隋家三兄妹均以不同的方式反抗加诸身上的苦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收效甚微。“张炜的兴趣不在于探讨苦难承受者和制造者在现实终交锋时孰败孰胜,而在于站在承受者的价值立场,探讨交锋、反抗的不可能性。”[2]抱朴消极避世,因此得以保全;见素追求功利,因此身患绝症;含章愤起伤人,所以锒铛入狱。反抗越是激越,结局越是惨烈。
(二)原罪与本罪[3]
审视过去与当下,受难者坚持认为自己有罪,施暴者却对犯下的罪行麻木无知。施与受的现实与感受颠倒错乱,为小说的苦难色彩添加了几分宿命般的诡异色彩。
隋抱朴的原罪心理源于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与父亲的早亡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自认应补偿民众,所以为了“救缸”而上吐下泻却不愿意接受工人们的赞美和感激。“受难的知识者往往被描绘为背负着‘十字架’,为这一个他们已确立的、不可改易的虔诚目标而忍受着误解、屈辱、折磨地走着人生之路的形象。[4] 苦读《共产党宣言》的抱朴算不上纯粹的知识者,却有着相同的虔诚与坚持——对知识、对乡土的虔诚。
相反,一些罪行累累的乡民从不为本罪忏悔。分散的暴力实录中,赵多多丑陋的欲望与残忍在对待隋家人上显得那么无情:对寡妇的暴力与辱尸,对少年的鞭笞……却依然在疯狂结束之后坐收权利与金钱。
二、苦难的历史
(一)历史的遗忘
 苦难倘若不被铭记,便最终会随着老一辈人的逝去埋入土壤。“后辈人不明白老辈人,后辈人的日子就过不好。”寻根的趋向通过抱朴之口吐露,体现了张炜在现实与故地的挣扎中做出的选择。
文中反复出现了镇史和年轻一辈对疯狂年代苦难记忆的选择性遗忘。李其生解决镇上的粮食和通电问题却失去了妻子和荣誉、患上狂病。贡献与牺牲最终连同过去的疯狂一同埋葬于历史的深渊,不再被别人记起。“可是镇史没有记下巨数来临之后的事情。”除了辉煌,历史无情地摈弃所有的荒唐与疯狂,仿佛能以此掩盖过去的罪恶。
抱朴希望尽快修改镇史,担忧遗忘历史的人们会重蹈覆辙,最终因怯懦而沉默。这也是张炜对历史书写方式的质疑:“我的写作大约就分成了两大部分……另一部分则是对欲望和喧闹的外部世界的质疑,这里面当然有迷茫,有痛苦,有深长的遗憾。”[5]
(二)历史的根源
乡土社会中的宗法关系是统治合法性的来源,在洼狸镇中却成了苦难的根源。“《古船》描写的生命是害了一场大病而且以后还会继续病下去的那种生命。这种病似乎是由生命本身不断酿造而长反过来危害生命的。”[6]宗法关系便是历史遗留下来的、由乡民酿造的危害乡民的一种“病”。
四爷爷借助宗法关系的光晕树立了“卡利斯玛”式权威[7],成为洼狸镇的实际统治者。他讲仁义,救出被困住的乡民,抢夺救命的粮食;同时纵容赵多多为害、与长脖吴为伍、玩弄少女含章。他言行不一,间接成为洼狸镇大部分乡民苦难的源头。
作为宗法制的大家长,四爷爷的身体状况隐喻了宗法的衰落。“这也怪我年长不衰,精气两旺。”昌盛不衰、精气旺盛的是宗法关系,因此四爷爷才能成为洼狸镇的隐王。两性关系隐喻着权力关系。与他发生关系的女子“轻则久病,重则立死”。无法阴阳调和的现实处于“丧母”状态,其再生能力受到限制——宗法关系的生命力匮乏预示着其崩坏的命运。
三、时代的走向
代表过去和乡村的宗法关系已经丧失了再生能力,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倒向新潮流。传统粉丝生产引进现代机器生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由此引发的争端隐约有不详的征兆。第一次见到黑东西便能喊出“妈妈!这是煤——”的小累累与工业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孩子的身份与工业文明的新生特质共通。但是他永远长不大的特点暗示了工业文明原生的缺陷。
如果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均丧失了再生能力,那出处在何方?或许老中医郭运能够成为救济乡村转型的良方。郭运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在镇上治病救人。治愈功能的设定暗示了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既游离于权力的中心之外,又能治疗因现代文明而生的狂病。换言之,传统不再辖制乡村发展,却能治疗由发展带来的苦难。这一理想化的设置与张炜面对传统的偏爱有关。“没有对于物质主义的自觉反抗,没有一种不合作精神,现代科技的加入就会使人类变得更加愚蠢和危险。”[8]
需要避免未来的苦难,便需要在跋涉之后回归传统,用荒野中的神秘力量对抗躁动不安的欲望喧嚣。
四、结语
《古船》的意蕴较其他的寻根小说更为丰富,其中暴力美学的书写、历史记忆的书写、传统与现代的问题等都浓缩到一个地方两代人的故事中。当我们跳出意识形态的解读,深入到永恒的人性时,苦难的加强与深化便成了小说的潜在主题。苦难的根源是传统的流弊;苦难的洗礼造就现实的困境;苦难的记忆关涉后代的发展。将苦难落到中国传统与现代的交替时代,更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这一切都指向了时代应该往何处去——向前跋涉,回归传统。
参考文献:
[1] 张炜.《古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209
[2] [6] 郜元宝.《说话的精神》[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89,113
[3] 《圣经》认为:人有两种罪——原罪与本罪,原罪是始祖犯罪所遗留的罪性与恶根,本罪是各人生所犯的罪。
[4] 洪子诚.《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89
[5] 张炜.《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收入孔范今, 施战军编.《张炜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63
[6] “卡理斯玛”权威(charismatic authority),即因其超凡禀赋魅力而建立的合法性。语出马克思•韦伯。
[7] 张炜.《我跋涉的莽野——我的文学与故地的关系》.收入孔范今, 施战军编.《张炜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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