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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温李诗风的唯美内涵—— 以《才调集》选诗为例

论文查重   作者:刘浏   时间:2011-03-10    阅读:


  唐末五代温李诗风的唯美内涵—— 以《才调集》选诗为例

  刘浏 (北京物资学院 文化传播教研室 北京 101149)

  摘要:唐末五代温李诗风通常被认为是晚唐温李绮艳诗风的遗绪,但从《才调集》所选温李诗风的代表诗人的作品来看,绝不仅限于香艳绮靡,而是题材多元化、风格多样化,但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明显、着意的唯美倾向,从中可以看出温李一派炼饰文采、追求秀致的唯美内涵。

  关键词:温李诗风 才调集 唯美

  学界普遍认为,唐末五代温李诗风的形成,源自唐末衰乱动荡的时代氛围,以及此时普遍存在于士林诗坛的冷漠消沉的心态,这种时代氛围与士人心态所造成的及时行乐、沉湎声色的生活态度,使得艳情题材作品大量出现。这类作品的远源当溯至齐梁宫体,近则可视作温李绮艳诗风的遗绪,其中公认的代表人物有韦庄、吴融、郑谷、韩偓、张泌、徐夤等人。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温李诗风的代表人物与同时弥漫于唐末五代诗坛的所谓“宗白”诗风的代表人物有一定程度的重合。 这一现象说明,温李诗风作为一个时代的创作倾向,实际上在所有共处于这一时代的诗人创作上都有所体现。具体到某一诗人,可以既效温李,复宗元白,甚至将两种或多种诗歌创作技巧与风格熔为一炉。而且,温李诗风也绝不仅限于专写艳情题材,在其它题材创作中也往往可见,只是风格或为浓艳靡丽(效温庭筠),或为俊逸爽朗(效杜牧),或为精致典雅(效李商隐),或为工于偶对(效许浑),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明显、着意的唯美倾向,总而括之,遂纳入“温李”一派 ,正如所谓“宗白”诗风不仅限于继承白氏讽谕诗的讽谏精神和学习白诗语言的浅近通俗,还包括对白氏闲适、感伤、杂律诗的才学、风情、格调等等质素的模仿和学习一样。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温李诗风和宗白诗风分别置换为唯美诗风和通俗诗风,那么温李在唐末五代诗坛的势力实不亚于宗白,而且二者大有合流之势,从五代后蜀人韦縠所编的大型唐诗选集《才调集》的选诗就可以看得出来。

  如韦庄,虽被目为“香山之替人”,其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也为他赢得了“秦妇吟秀才”的名号,然视其所编《又玄集》,选温庭筠《过陈琳墓》、《春日将欲东游寄苗绅》等五首七律,可见对温氏七律之推崇,韦庄自作七律也多上承此格。《才调集》中,韦縠选韦庄七律《关山》、《与东吴生相遇》、《秋日早行》、《叹落花》等篇,均在诉羁旅情怀、叹失意人生的情感表达上以及在诗语的锻炼上与温庭筠七律相似;乐府诗《上春词》、《捣练篇》、《杂体联锦》、《长安春》、《抚盈歌》等篇,则又明显受到温庭筠极擅之齐梁体乐府的影响。

  吴融,在他为诗僧贯休《禅月集》所作的序中言及温李诗风流宕于唐末诗坛的状况时说,诗人“下笔不在洞户蛾眉、神仙诡怪之间,则掷之不顾”,“迩来相效学者,靡曼浸淫,困不知变,呜呼,亦风俗使然也”,(四部丛刊本《禅月集》)其态度似乎力主“诗关教化”,以宗白为尚,而贬斥温李,但视其七律,同样有温李七律的缛丽柔婉之风。如《才调集》所选其两首七律:

  浙东筵上有寄

  襄王席上一神仙,眼色相当语不传。

  见了又休真似梦,坐来虽近远于天。

  陇禽有意犹能说,江月无心也解圆。

  更被东风劝惆怅,落花时节定翩翩。

  富水驿东楹有人题诗

  绣缨霞翼两鸳鸯,金岛银川是故乡。

  只合双飞便双死,岂悲相失与相忘。

  烟花夜泊红蕖腻,兰渚春游碧草芳。

  何事遽惊云雨别,秦山楚水两乖张。

  此二首辞之秾丽、情之缠绵,置于温庭筠集中亦不能辨,其唯美诗风由此可见一斑。后人有评:“温飞卿、吴承旨(融)、韦蜀相(庄)诸公七律,圆朗妍逸,风调有余,以之献酬群心,可使一座倾倒。若欲厉气骨,以格韵相高,号令风云,催坚陷阵,须更上一层楼也。”[1]评者将温庭筠、吴融、韦庄三人七律并举,认为风格一致,都有柔丽有余、气格不足的特点,而这正是唐末温李诗风所共有的特征。《才调集》此卷首选温庭筠诗,而将吴融亦置于此卷,恰恰说明韦縠将吴融视作飞卿之流亚。

  即使是愤世隐居的陆龟蒙,也不乏绮艳之作,《才调集》选其《春夕酒醒》、《齐梁怨别》等篇,并将其置于韦庄领衔的卷三中,也可看出韦縠对陆龟蒙的态度。郑谷,在效白体之浅切的同时,兼学温李之婉丽,如见于《才调集》之“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鹧鸪》)、“晓奠莺啼残漏在,风帏燕觅旧巢来”(《吊故礼部韦员外》)、“烟含紫禁花期近,雪满长安酒价高”(《京师冬暮咏怀》)等句子,无不沾染着温李的色彩。徐夤,效温庭筠更加明显,有《依温飞卿华清宫二十二韵》,学温之排律,铺采摛文,或有过之,《才调集》选其一首七绝《初夏戏题》,与白居易之近体闲适诗相类。

  由此可见,在创作技巧与创作风格均臻成熟与极大丰富的唐末诗坛,诗人往往不囿于一途,而是转益多师,顺随大势。而且从总体上看,倡“宗白”政教之论者往往行“温李”唯美之实,这也是整个唐末五代诗歌创作的一大特点。早在晚唐诸大家身上诗论与诗风的对立就已有所体现,杜牧作《陇西李府君墓志铭》记李戡语:“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全唐文》卷七五五)极力诋詈元白俗艳以维护诗教,然视其自作,风流放诞,何让元白?李商隐作《献侍郎鉅鹿公启》云:“况属词之工,言志为最。……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樊南文集》卷三)“枯槁寂寞”批评郊岛苦吟诗风,“骄奢艳佚”、“绮靡为甚”则是批评元稹艳体、白居易风情感伤之什,然义山本人的大量“绮靡”之作又何尝不贻人口实?这种论调与创作不一的情况在唐末五代更为显著,这一方面是个人创作观念的变化使然,一方面也是创作环境、时代风气影响所致。这在《才调集》中有明显的反映:虽然置《秦中吟》于首卷首位,似乎“以白太傅压通部”(冯武语),但纵览全集,数量最多且给人印象最深的仍然是飞卿乐府、义山七律及其它风格相类或同属一个较大审美范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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